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用的是半文言写就的，断断续续读完，不觉感慨良多。忍不住也用半文言记下了自己的触动：近来读书，始觉读史之重要。如伦理学者，始知北儒南道之外，尚有汉初南北思想之调和者淮南子，魏晋后以理论抗之者清谈家，而后世演绎，复有朱陆之论证，连日不能决。以读史之故，去蔽日之浮云，除秽溪之沙石，遂通其志，广其识。不至囿于一隅，混沌狭隘。

其实读先生的伦理学史最大的感受就是长见识。先生开篇就指出伦理学是“以研究学理为的。各民族之特性及条教，皆为研究之资料，参伍而贯通之，以归纳于最高之观念，乃复由是而演绎之，以为种种之科条”，意即伦理学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学说，厘清了我对伦理学略失偏颇的认识。而之前我对其的认识一直局限于浅薄的伦理道德之学的观念，认为伦理学即是讲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的学说，正是入了蔡先生所指出的不可不区别的修身书的误区。而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故伦理学涵盖政治学、军学、宗教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如此，清晰了我对伦理学学科范围的界定。正如施拉姆把传播学比喻成十字路口一样，伦理学也是，“很多人来过，留下些什么，然后又离开了”。很久以来，伦理学都是其他学科用来研究伦理的手段。恰如蔡先生所说“欲得一纯粹伦理学之著作，殆不可得，此为述伦理学史者之第一畏途矣”。

这样，蔡先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思路，做学问初始，不仅要弄清楚对象的概念，还要明白对象的发展史。理解概念本身内容的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如果不知道你所专心的对象是何物时，如何去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概念是包括内涵和外延的。内涵即先生提到的“以研究学理为的”，外延即“各民族之特性及条教，皆为研究之资料”。明白了这一明晰的概念，另外一点便是要勾勒出对象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伦理学理论发展的源流，以及其发展兴亡的历史。只有把伦理学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来看，也就是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中看，才能弄清楚每个历史时期的伦理学有何特点，为何有这样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伦理学科的发展，伦理学的建设有何借鉴意义。蔡先生指出，伦理学与伦理学史的根本区别在于“伦理学以伦理之科条为纲，伦理学史以伦理学家之派为叙。伦理学者，主观也，所以发明一家之主义者也。各家学说，有与其主义不合者，或驳诘之，或弃置之。伦理学史者，客观也。在抉发各家学说之要点，而推暨其源流，证明其迭向乘除之迹象。各家学说，与作者主义有违合之点，虽可参以评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漂没其真相”。蔡先生的这一强调给我最大的启发便是关于“学”与“史”的区别与论断，“学”乃一家之言，主观为之。至于其是否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则是其自身的造化。“史”则不同，史乃多家之言的整合，客观为之。用先生的话说，即“参伍而贯通之，以归纳于最高之观念”。由此之于读书，有了更深的体悟与思考。读书的过程中，不仅要读其“学”，还要坚持读其“史”，这样在读书的过程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一家之言在多家之言中的地位与层次，也才能对多家之言形成自己一个完善的认识系统与客观评判标准。这不仅仅是伦理学所应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所有学科在学习时应该使用的方法。这大概是在学习伦理学本身理论之外的意外收获。

蔡先生在编排本书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以人为史”，不知道这样归纳是否科学，但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感受。《中国伦理学史》一共三期三十三章，每一章都只讲一个人，以这个人的学说思想为代表来归纳当时的伦理学派和伦理思想。从孔孟老庄至晦庵象山，一一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而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必是以小传始，以其学说渊源思想为纲，而以结论终。条分缕析，正是先生“读古人之书，不可不知其人，论其事。我国伦理学者，多实践家，尤当观其行事”思想的体现。把抽象的史写成具体可感的人，甚至对这个人的生平概况也有所简介，这样我们在读本书的时候，便能更好地将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也能见历史于其人之思想之中，更好地把握人与史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先生梳理了从先秦唐虞三代思想之萌芽到明清之际颜李学派的研究，这是最为长见识的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狭隘地认为中国的伦理学不外乎孔孟的思想学说，譬如“仁者爱人，知者知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有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至先生之书，才知我国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先是由唐虞家长制度而发展，演变为孔孟时期的儒家学说，这一时期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家关于伦理思想的见解也独树一帜，各有不同。除儒家的折衷主义“推本性道，以励志士，先制恒产，乃教凡民，此折衷于动机论与功利论之间者也。以礼节奢，以乐易俗，此折衷于文质之间也。子为父隐，而吏不挠法，此折衷于公德私德之间也。人民之道德，秉承于政府，而政府之变置，则又标准于民心，此折衷于政府人民之间也。敬恭祭祀而又不言神怪，此折衷于人鬼之间也”，尚有道家闳深的哲学“苦礼法之拘，而言大道，始立动机论”，农家许行之道“齐物价，义务权利之平等”，墨家人类平等的观念“其兼爱主义，虽可以质之百世而不惑”，法家精核的法理“以法律统一名誉，君主以外无自由”。在这一时期，儒墨二家的思想传播的最为广泛久远，有非儒即墨之说，而儒墨之伦理学思想，也因此得到广泛流传，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卒为吾族伦理界不祧之宗，以至于今日也”。

至汉唐时期，佛教流入，这一时期的伦理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伦理学带有宗教的特点。儒道释三家并存而儒教终为伦理学之正宗，独尊儒术者，汉有董仲舒，唐有韩愈。董仲舒之伦理学，专取动机论，而排斥功利说。故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为宋儒所传诵，占据了伦理学的大半江山，其著作《天人策》为伦理学史之大纪念。而董仲舒的伦理学对于伦理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在于他摒弃了伦理学对性论善恶的探讨，只是着眼于纯粹的动机。韩愈学说排老庄，排佛教，从事学理的探究，为宋代理学的先驱，其认为“因人类普通之性质，而自然发展，于伦理之法则，已无间然，绝不容舍事而他求者也”。这一时期最具有革新思想的则是王充，其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不信汉儒一统天下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宇宙本无意志。仅为浑然之元气，由其无意识之动，而天地万物，自然生焉”，以此来反驳天地生万物之旧说，与近代唯物论的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思想也颇为蔡先生所推崇“在当时不可谓非卓识”。这一时期与儒教抗争者独魏晋以后之清谈家，“其所余之观念，自等也，厌世也，有命而无可为也，遂集合而为苟生之惟我论”，认为人生无常，排圣哲，放弃旧道德，不为善也不为恶。蔡先生评价“清谈家之思想，至于浅薄无聊，必非有合群性之人类所能耐，故未久而僭”。

宋明理学时期的伦理学是蔡先生研究的重点，在第二期汉唐时代的伦理学蔡先生已经反复提到董仲舒，韩愈所持思想为宋儒一二派学说所自出，于伦理学界颇有重要之关系。其间虽名儒辈出，伦理思想林立。有王荆公“言性情非可以善恶名，而别求善恶之标准于外”的卓识，有周濂溪“大端本诸中庸，以几为善恶所由分，是其创见。而以人物之别，为在得气之精粗，则后儒所祖述者也”，有伊川学说“故于命理心性之属，仅以异名同实之义应付之”，有集大成者朱晦庵“修为之法，第一在于穷理，穷理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也”，有陆象山“思想之自由，功夫之简易，人生观之平等，使学者无墨守古书拘牵末节之失，而自求进步，诚有足多者焉”，但无非是朱陆两派之争而已。儒家之言，至朱晦庵而凝成为宗教，宋之有晦庵，尤周之有孔子，其讲究格物致知，理气之辨，存天理灭人欲，其后薪传不绝。而陆派象山以思想自由之故，则不认有天理人欲与道心人心之别，认为心即理。至王阳明，而得以发扬光大。蔡先生评价“孔子所谓我欲仁似仁至，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焉者，得阳明之说而其理益明。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之流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历实践之勇气者，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清朝伦理学的相关研究，蔡先生则是简单提到，如“戴东原之特识，在窥破宋学流弊，而又能以论理学之方式证明之”，黄梨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俞理初“文明人之观念，以抗强扶弱为习惯，抗强所以保己之人格，而扶弱则所以保他人之人格也”。这三家学说已渐渐摆脱宋代理学的羁绊，开自由思想之先河。其后学习者渐多，思想日益自由，言论日益开放。

蔡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以其清晰的思路，简练的语言勾勒出中国整个从先秦到清末的伦理学发展史，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极具代表性的思想来铺陈。这些人物有一直以来都很熟悉的，如孔孟老庄，有一直都很熟悉但换了名称就不熟悉的，如朱晦庵即是朱熹，程伊川即程颐，还有几乎从没听说过的，如邵康节张横渠。不管是早已耳濡目染还是初次见面，于我而言，都是初次系统地接触到他们关于伦理学的思想创见，其间不乏连珠妙语，让人茅塞顿开之处，对于伦理学、中国伦理学都有了一个全新而系统地认识，别开生面的伦理体验。而蔡先生独特的解读，自成一体的编排系统更是使得这本《中国伦理学史》成为伦理学入门学生极佳的启蒙读物。蔡先生联系自己所处时代的背景和需要，对整个中国伦理学中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对于和当时时代契合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以求于现时现世有所裨益，而对于于时代发展相违和的思想则提出自己的批评并且给出批评的理由，这样对于整个中国伦理学史的发展，我在头脑中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而对于这些思想的评价，我在心中也有了一个大体的倾向。蔡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开启了我对伦理学的认识，获益匪浅。但是对于伦理学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与丰富，在不断地阅读与汲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思考角度和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