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徐北文（1924——2005），是学者、诗人、也是一位书法家。他自幼受过基本训练，更有名师指点。览其一生，他在从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的同时，书法也是他的至爱。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尽管文人学者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但他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一生从未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览，也不参与书法界的评比等活动，更未出版过书法专集。只在收藏家徐国卫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书法家》一书中收编过他的一幅隶书。他的墨宝，我们只能从一些报刊书籍的插图和图版中见到。

   但是先父应社会各界之约，书写的大量碑版、匾联，我们可以在许多名胜古迹中见到。尤其是在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舜耕山庄，以及章丘的清照园等所在多有。镌刻在山石文木中的这些作品，只有隶书和行书两体，然而先父写这两种书体却各自处于不同的流派。借用清代书学理论家的区分法即隶书出自碑学（北派），行书出自帖学（南派）。先父写行书时不像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那样，在行草中融入了金石气，而是一味追求二王和宋以后《淳化阁帖》中的秀丽潇洒的风格。这从他为千佛山公园中写的《瀛芳园记》碑和章丘清照园的题诗石碣中可以看到这一韵味。他写的隶书较多，碑版如为趵突泉公园书写的《重修白雪楼记》、千佛山上的《历山颂》和《大舜石图园记》、赤霞广场的太湖石刻的大字等；匾额如清照园中的“黄花馆”、红叶谷的“意净禅堂”、会仙阁的横匾、舜耕山庄的石坊题额等；联语如大明湖公园中的曾巩画壁联、明昌钟亭联、藕神祠联，趵突泉公园的娥英祠联、万竹园联、开元寺石坊联等。

   先父年幼时，经北京书家王易门先生指导，以汉代的《孔宙碑》和《衡方碑》作为临写范本。易门先生以为《孔》碑字扁而飘逸，《衡》碑字方而刚劲，从这两种不同风格入手，在参照中可以左右逢源。先父临写几年后，又取汉碑多种一一临摹，他说：“只有《曹全碑》给我的启发最大。”这是因为《曹》碑时代较晚，吸取了前代的经验而提高，在结体上近于《孔宙》而稍收敛，运笔方面则注重主次之别，每一字皆选出一划为主笔，加以突出，而用其他笔划予以配合，并于细微处显出精致来。虽然如此，他在三十岁左右时见到何绍基临写的《汉碑十种》影印墨迹本才宛如参禅之彻悟。

   他从何氏的运笔之倔拗刚劲的意象，联想到古人论“八法”中如“高峰坠石”、“万岁枯藤”等比喻的真实含义。先父常说：“写字最主要的是‘得笔’（即掌握了中锋的运作法），然后才有如在钢筋的两端各用钳子向相反方向扭转，而在松开时的刹那间的那种富有弹性力量的姿势。具有静中含动的笔法，即使在结体谋篇上有所不及亦不失为好作品，反之只在结体谋篇上下功夫，就流入殿试策卷式的馆阁体，毫无个性的张扬和内在的意蕴了。”先父的隶书正是追求这种效果的。他的隶书取汉碑之形体而师何绍基之筋骨，从而形成了刚劲而飘逸的特色。更有行家评价他的书法：雄浑大气、朴拙天然，是书卷气和金石气的美妙结合。

   先父论书法，与古人“厚古薄今”不同，他持与时俱进的观点，以为书法是后胜于前的。正如他所说：“我学二王与怀仁，是从南宋御书院本《千字文》悟入；学汉碑是从何绍基悟入，都是得力与后期的书法家”。

   在先父去世五年之际特开“徐北文书法博客”以示纪念，也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欣赏到他的作品。

                                                                    长男    徐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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