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天文星象观测的历史距今至少12000年

山岔壑人

一、中华先民的星象观测与星图绘制

     中华先民历象日月星辰之历史久远，星图是先民 天文观测留给后人的记录，从我国现有文献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

    1、 《黄帝内径》有关于四种中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的记载: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卫气之行，出入之合，何如？岐伯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  【据学者广百推算，黄帝时代的冬至点最早就是虚宿10度（危宿初度） BC2625年 】

    2、《尚书尧典》亦有关于四仲中星“心昴虚星”的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据赵永恒、李永先生计算，其年代约在 [  BCBC2494——BC2315年 ]  ；笔者测算若把南中天视角范围锁定在是方位170度到190度，则此天象大致可延续到 BC1700年。】

3、考古发现的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漆箱星图，标注有二十八宿的名城和用“斗”字指向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这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图。

曾侯乙墓星图  图中 “觜参” 的位置疑似画工标绘错误

4、战国时期（约前375年）甘德和石申编著的《甘石星表》（《甘石星经》），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方位。

5、史籍记载秦始皇陵墓的墓室顶部绘有天文星象。

6、三国时代（公元270年左右）吴国陈卓在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观测恒星数据的基础上，用不同方式绘制在同一图上的星图，星图包括283个星座，有星1，464颗；其中，北极四周恒显圈内的星，按封建王朝的习惯，自《淮南子》与《史记》开始叫做紫宫，后来习称为紫微垣。在赤道带附近的星中官和外官两部分，二十八宿及其附座共182颗星，单独分列，作为石氏星；其余255个星座1282星，则分属三家。我国的恒星统计，早期便依此定了型。283官1464星的数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

7、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代，法号为丹元子的隐居者按照陈卓所定全天星官的布局，将此前流传的星官知识重新整理，作了一首认星歌谣《步天歌》。《步天歌》详细整理和记录了三垣二十八宿的全部成员，其分章、星官、星数、寻星顺序都严格遵循实际观测。清代学者梅文鼎对《步天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步天歌》所列星象，特为简括。故自宋以来，天官家多据为准绳”。（《中西经星同异考》）

8、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星图，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敦煌经卷星图的画法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位置沿黄、赤道带分十二段，先把紫微垣以南诸星用类似墨卡托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再将紫微垣画在以并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上，全图按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绘出1350多颗星。

9、根据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刻制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全图共刻恒星1400多颗；以往人们只是注意到图上银河带斜贯星图，黄道为一偏心圆与赤道相交于奎宿和角宿范围内两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图上以黄极为中心的二十八宿天区辐射线划分和 “毕心张危”经纬十字架的存在；而这正是中华先民不但使用天球赤道坐标系，而且也使用黄道坐标系的实证；长期以来学界误认为二十八宿量天是基于赤道系度量的，但事实上是基于黄道系的，因为日月五星是沿黄道运行的，中华先民很早就知道了“日行1度”的规律。

10、北宋元祐八年(1095年)苏颂在制作水运仪象台时撰写了《新仪象法要》一书，其中有两套新的星图，表现出两种新的形式：其一以北极为心，北极附近恒显圈内的星画成一幅圆图，赤道南北的星画成横图二幅，这样就完整地表达了全天星空;同时还画了另一套星图二幅，以赤道为界，分别以南北极为心画出圆图，两半个天球表现在二幅圆图上。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创造；而且南极附近恒隐圈之内的星在北宋首都开封看不到，图上是一圈空白，留待以后去填补，这也是完全正确的。《新仪象法要》中所载星图绘制于1088年，但所依据的观测结果与苏州石刻天文图相同。

11、流落海外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该图石碑虽然初刻于明洪武28年12月（1396年1月），但据碑文和相关记载可知，此图是根据高句丽时期的星图拓本刻制，原碑在唐军攻占平壤时沉入大同江，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石碑底图是隋唐之际或更早由中国传入朝鲜的。星图内容以及基本框架与苏州石刻天文图大致雷同，但精细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外圆周上刻有精确到1中华古度的刻度，采用黄道坐标系度量，“毕心张危”、“子午卯酉”的经纬框架清晰明了，非常方便在图上按照“日行1度”的规律推算节气点太阳所在星宿的位置。

二十八宿总宿度为365.25度，东方七宿：角12亢9氐15房5心5尾18箕11；北方七宿：斗26.25牛8女12虚10危17室16壁9；西方七宿：奎16娄12胃14昴11毕16觜2参9；南方七宿：井33鬼4柳15星7张18翼18轸17。“每一宿的初度是其西边上一宿的末度，如危宿初度就是西边虚宿的末度10度；每一宿的末度就是其东边下一宿的初度，如星宿末度7度就是东边下一宿张宿的初度”（广百宋斎）。实际上，二十八宿就是相当于天球上的28颗距星，基于这些距星就可以测量某任意天体的入宿度（经度）；基于黄道的365.25中华古度（相当于今之360度）的量天体系，与现今的360度黄道坐标系并无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只是一个确定0度经线起始点的标准问题，1645年国际天文联盟把0度经线春分点定在了白羊座（娄宿）。

       十四世纪以前的星图，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保存下来。据说西方古典星图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发展于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并于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达到鼎盛。这些所谓的星图中通常只是绘出了与神话传说有关的图案而已，无坐标可言，真不知天文学家是如何利用这些星图确定天体坐标的。望远镜发明以后﹐欧洲较早的星图是赫维留所编《天文图志》(1657～1690年)中的54幅星图，可以说在此之前，西方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天文星图。

二、中华星图之星象年代的研究

       学界多是关注并研究星图的绘制年代，而常常忽略星图之星象年代的研究；由于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星图是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墓葬，所以专家们就说二十八宿可能最早形成于战国时期；苏州石刻星图绘制于宋代，所以专家们就会说那是宋代测绘的天象；《尧典》里说到了四颗星，专家们就说帝尧时期人们只知道四颗星，根本谈不上有了二十八宿体系，专家们竟然对汉字的“仲”和“中”是啥意思都不明白，真是不敢想象身居高等学府、尊贵庙堂的专家们在“专”什么。 说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与本文不直接相关的常识。

        仲，《说文解字》：“仲、中也。从人、中。中亦声“； 汉语词典：1.地位居中的：～裁。2.指农历一季的第二个月：～秋。3.在弟兄排行里代表第二：～兄。～弟。伯～叔季。

农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四季（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正月、二月（仲月）、三月；四月、五月（仲月）、六月；七月、八月（仲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仲月）、腊月。 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分别落在四个仲月里，所以《尧典》里有把四颗星分别与“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对应起来之说。比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说黄昏时分昴宿南中天（视方位180度）的那一天就是冬至，也就是仲冬月了。

      所谓“中星“，当是中间的一颗星，比如”奎娄胃昴毕觜参“西方七宿中间的一颗星就是昴宿；四象里每一象中都有一颗中星，掐指一算（四七二十八）不就是二十八颗星吗！我们的大教授专家该知道的吧！怎么能说帝尧时只知道这四颗星？帝尧时期这二十八宿中的四颗星来之不易，是先民们长期观测天体运行规律的总结，从最早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到《黄帝内经》记载的““房昴虚张””进而到尧时期的“心昴虚星”，四仲中星的这一变化，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在实践中注意到了岁差的存在。

      帝尧时期人们不但知道冬至时的昏中星是昴宿，而且还知道冬至点太阳所在的星宿是哪一个，由于古人知道四颗中星平均相隔90度，当昴宿南中天的时候，在它前面由东向西转过去的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中的中星“虚宿“一定是太阳亦即冬至点的位置；以此类推。这是中华先民的智慧，不知古希腊古埃及是如何判断分至点太阳所在星宿位置的，言必称希腊的大专家你能拿出文献证据吗？

古人惜墨如金，因为《尧典》里只讲了判断分至的四颗关键星座，大专家就认为那时人们只知道四颗星，这是不学无术，很荒唐的。

      言归正传，还是讨论本文的主题“星图之星象的年代“问题。

       如何判断星图之星象的年代问题，以《宋代石刻星图》和《天象列次分野图》为例，笔者认为有几个关键点不可忽略：

      请注意“子午卯酉”、四仲中星、黄极、赤极与二分点在石刻星图上的位置，因为这些信息对判断星图之天象年代至关重要。

1、 极点（黄极、北极）在图上的关系位置。地球极轴绕着黄极旋转，一个大周期25800年内，不同年代其相互位置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2、 “子午卯酉“  与  ”四仲中星“ 十字架在图上的位置。二十八宿是中华先民的量天尺，而四仲中星又是量天尺的基准星；由于岁差影响，不同年代之四仲中星是发生变化的；图上所采用的中星与星象之年代相关。

3、 黄赤交点（春分、秋分）在图上的位置。因岁差影响，黄赤交点如同分至点西移一样，也会发生变化；黄赤交点在星图上（位于某以星宿）的位置，也是判断星图之星象年代的重要依据。

4、 曾侯乙墓漆箱星图、《宋代石刻星图》和《天象列次分野图》之共性与差异比较。共性：都突出了四仲中星“毕心张危“，说明星图绘制与“毕心张危”担任四仲中星的年代相关。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初步结论如下：

         1、 曾侯乙漆箱星图之星象年代，绝不是专家们所说的墓葬年代（BC433），而与其强调突出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特征的天象年代相关，此星图犹如太史公著《史记》记载汉之前数千年历史一样，是记载前人传下来的天文信息，因为当时天象之四仲中星与星图上标注的不符。【据学者Mr.manor推算其年代范围约为BC3854年——BC2657年；笔者发现“毕心” 与 “张危”四星具有非常完美的对称性，互为180度对应的黄经差可以分秒计，其与二分二至点相吻合的年代相当早，可上溯到公元前9600年；见附图注解。】

         2、 《宋代石刻星图》和《天象列次分野图》同样强调突出了四仲中星“毕心张危”之特征，绘图年代的四仲中星与图上的四仲中星也不相符合。说明也是对前人传统天文信息的记载。由于恒星自行量微乎其微，无论当时的绘图者测量与否，恒星的相对位置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有可能增加补充新测量而前人未记录的信息。从图上四仲中星“张危”、“毕心”与“房昴”的对应关系来看，似乎其应用年代是介于-9600到 -2700年中星渐变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3、 《宋代石刻星图》和《天象列次分野图》的天文信息大致有三部分构成：一是极星位置、黄赤交点位置的标绘，经回推计算源于-12900年织女星担任极星时期；二是与“子午卯酉”相对应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十字经纬框架的标绘源于-9600年的天象，而“房昴”的对应以及“毕昴”一个天区与“心房”两个天区的对应关系，说明其应用年代是介于-9600到 -2700年中星渐变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涵盖了黄帝、尧舜时期；三是二十八星宿和诸多恒星位置的标绘源于对前人的传承和整合，不排除有新增加的信息；星图上365.25度的二十八宿区间划分和刻度的标绘可能为唐后期或是宋人所作，迄今尚未发现在此之前有类似星图存在。

       4、 中华天文星象观测历史久远，看来所谓5000年、9000年的说法，大大低估了中华先民的智慧；如果说万年前南方稻北方黍的农耕已经存在，那么与之相应的天文观测也一定会存在；柿子滩遗址距今3万年到1.2万年的岩画上就有北斗7星和南斗六星图；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多有旧石器时代相关具有天文元素的岩刻发现，只是目前的技术无法断定年代。根据“毕心张危”的天象年代断定，中华天文星象观测的历史距今至少12000年。

      顺便提及，笔者发现，宋代很有意思，河图洛书、禹迹图、天文图，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都来自那个时代，今人当应珍惜之；笔者发现禹迹图的测绘也并非是宋人所为，而是源于大禹时期，图上的黄河古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图上的网格是刻制时放大样所用，说是计里画方纯属误读，这与原始测绘过程中的计里画方是两回事。

   本文论证过程相关插图附后，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

织女星担任极星的年代为 -12923，差不多三千年后，也就是 -9600“毕心张危”四星开始与分至点可相吻合的时期被武仙座取代。这个图案在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的一些石雕上多见，说明其影响里广远。

20世纪末发现的哥贝克利石阵，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对其建造者来自哪里还是个无解的谜题。西方学者认为建造者是外来的部落……哥贝克利石阵的石雕上就此图案..也许哥贝克利石阵13000年到11600年间的建造者，就是来自距今15000年对织女星和天津四（天鹅座）星象文化崇拜者的中华后人！！！

    织女星、牛郎星、牵牛星，这些星座的名称里，无疑蕴藏着中华先民早期男耕女织的文明信息。从织女星担任极星的年代来看，距今15000年了，而宋代石刻星图上北极星的位置及其与黄极的位置关系恰与这一年代吻合；也就是说石刻星图上留下了这个历史信息。

      -12900的春分点位于角宿，秋分点位于奎宿，宋代石刻星图上的两个交点，大致与此天象吻合，说明绘图者保留了这一遥远的历史天文信息。宋代石刻星图测量与绘制年代的天象与星图并不相符，那时的二分点并不在角宿和奎宿；那时的黄赤极位置关系与石刻星图也不相一致。

     有学者指出，宋代石刻星图上的分点（角宿），可能是秋分点，而秋分点位于角宿的年代在公元290年左右，看起来似乎可与石刻星图上的分交点1相对应，但此时黄极与北极的关系位置却不能与石刻星图相一致，二者明显矛盾，故此说难以成立。

    上图为-9600二分二至点在赤道坐标系里的位置，此时天象的四仲中星为“毕心张危”，也就是曾侯乙墓星图和宋代石刻星图特别突出强调的中星；不难看出四仲中星与二分二至点具有十分完美的对应与吻合关系；同时苍龙、白虎、玄武与朱雀四象在星图上也能得以完美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华先民的四象、四神之概念可上溯到公元前9600年左右，这是基于可信天象背景支撑的判断。细心的读者也可能会发现，图上南方朱雀七宿中的中星不是“张”而是“星”，没错！的确是这样的，但在黄道坐标系里就可完全对应了，因为二十八宿本来就是基于黄道的，参见下图。

  -9600之 星象，不但四仲中星而且黄、赤极的位置关系都可与宋代石刻星图相一致。

由于岁差的影响，分至点每71.57年西移1度，一个大周天就需要25800年左右；因此，四仲中星、极星也都是不断渐变的；而这种渐变的规律，也为人们判断星图之天象年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以神话图案为支撑的十二星座来判断分至点只能是概略的，因为一个星座平均30度天区，时间长度尧跨越2000多年，2000多年使用同一个星座，显然是根本无法基于其制定精准历法的；而中华先民基于黄道以四仲中星经纬框架为支撑的二十八宿体系，365.25古度对应365.25天，日行1度，制定精准历法是毫无问题的。

     中华先民创造的二十八宿体系，即便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并未过时，因为它源于自然天象的观测，符合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