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8星宿体系的周天365.25古度与当今的周天360度，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因此，其仍然适用于当今天文观测的应用体验和古代优秀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承教育；国家教育系统应当编制相应教材，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不应让那些疑窦重重经不起考究的东东充斥于中小学教材之中。

     您知道古巴比伦人是如何确定分至点位置的吗

辛丑冬至即将来临，不妨谈点与之相关的话题，与读者分享。虽然人们通过目视观测根本不可能看不到太阳在冬至点（包括任意节气点）的位置，但中华先民依据长期的天文观测数据积累，创立了基于黄道坐标系的28星宿体系，根据28星宿(360/365.25古度、日行一度)精确到0.9856度的精准数据，参照昏中星、晨中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就能很容易的在星图上推算出冬至点（包括任意节气点）所在星宿的准确位置。

   此图为流落到海外的 宋代石刻天文图局部，星图以黄极为中心，左东右西、上北下南。红色辐射线为28星宿分区的界限（广百标绘），圆周上有28星宿各宿星距度的刻划（区分度1度）。圆周上绿色线段的分隔表示十二宫。圆周上绿色数字为笔者标注的26000年岁差大周期内冬至点西移所在的年代，按照玛雅周期，1998年----2012----2021年已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也就是说现在的冬至点位于人马座（斗宿），接近于银河中心.

一、28星宿体系的核心特征及其天文意义：

一是四仲中星“经纬十字架”的建立：

        曾侯乙墓星图显示的四仲中星年代，危 张 心 毕（BC3854——BC2657）

      《黄帝内经》记载的四仲中星年代，  虚 张 房 昴（BC2494——BC2315）     

      《尚书尧典》记载四仲中星之年代，  虚 星 心 昴（BC2350——BC1700）

四仲中星所构建的“经纬十字架”，相较于无基准星的30度分区之12星座而言，等分360度圆周的精度很高，误差不足1度，是中华先民测量（度量）二分二至点的天文基准，无疑对于精准历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但倘若没有数十代人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进行连续长期的观测实践，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从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星图来看，至迟在距今5800年中华先民已经具有了二十八星宿体系。

四仲中星“经纬十字架”，具有完美的分至点互为对称性，非常方便人们据此确定二分二至时太阳所在星宿的位置；比如，当春分点位于毕宿，那么秋分点必然是位于心宿，而夏至点位于张宿，则冬至点必然是位于危宿。即便是在古人不明了岁差现象的情况下，假定发现春分点偏离张宿X度，那么，同理古人也会很自然的对其他分至点进行相应X度的修正。在近26000年的岁差大周期内，这种28星宿内在的自然的对应关系，并不会因分至点的西移而消失，只不过是分至点所对应的星座发生相应变化而已。

此外，从三个不同年代四仲中星之身份变化的历史来看，充分说明中华先民至迟在距今4600年就已经在实践中注意到了岁差对分至点的影响（节气后退），并进行了十分到位的修正。

二是在四仲中星“经纬十字架”的基础上，中华先民经过不断地测量和校正，精确的测量出了28星宿在黄道上各星宿之间星距度的度数，比如斗宿26又四分之一度，牛宿8度，女宿12度…….合起来正好365.25度，恰与一个回归年365.25天相吻合，于是总结出了“日行一度”的自然规律；从而使得更能精确的把握太阳每天所在星宿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度数是中华古度，与今之度数换算，360/365.25 = 0.9856，也就是说1古度相当于今之0.9856度（现存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流落韩国的石刻天文图上，就是这样对周天360度刻划的）。毫无疑问，所谓30度区间的无基准星的12座划分法，与之相比完全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况且，迄今除了那些神庙的、泥版的类似写意的所谓星图外，恐怕是很难能赵到一幅真正具有天文观测意义的星图的。

三是中华先民依据28星宿体系有一套间接测量和确定太阳所在星宿位置的方法，这同样是离不开长期的观测实践的。

《尚书-尧典》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这四十字，并不难懂：星鸟——南方朱雀七宿中的中星（星宿），星火——东方苍龙七宿中的中星（心宿），星虚——北方玄武七宿中的中星（虚宿），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中的中星（昴宿）；仲春——夏历二月，仲夏——夏历五月，仲秋——夏历八月，仲冬——夏历十一月。此四十字的要点就是告诉人们利用观测昏中星这一间接之法可以确定二分二至的日期。

冬至，在传统的历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下面不妨以《尧典》“ 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为例，说说中华先民是如何利用28星宿确定冬至点太阳所在星宿之位置的，是如何确定冬至是在哪一天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先民的历法制定是基于多种手段的天文观测，并不仅仅是依据单一的星历。比如，与《尚书-尧典》之记载年代可相吻合的陶寺遗址，就有根据日出方位确定20个节令的古观象台（利用观测柱体的缝隙观测只能满足20个节令，因为二至前后相差1度的四个节令靠缝隙区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当然陶寺人有解决的办法），根据日出的方位确定节令，东南观测缝里看到日出即为冬至，东北观测缝里看到日出即为夏至，正东的观测缝里看到日出即为春分或是秋分；还有根据日影长短确定节令的圭尺与圭表系统出土，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短多少，长多少，圭尺上有不同色段的刻度表示。圭尺测日影就能解决观测缝解决不了的四个节令（夏至前后的芒种、小暑；冬至前后的大雪、小寒）的问题。这样看来，4300年前的陶寺时期，完全具有了掌握24节气的技术条件。

BC2352 冬至 日短星昴（面南观测 赤道坐标系）

BC2352年冬至 赤道坐标系里的“日短星昴”，黄昏昴宿赤纬0H南中天可见，此时，虽然太阳所在的星宿目视不可见，但四仲中星“经纬十字架”等分圆周的互为对称性，已经告诉人们，当昴宿南中天时，太阳必定是位于十字架上与昴宿相差90度（按按照28星宿古度为91.31度）的虚宿之位。

BC2352 冬至 日短星昴（面南观测 黄道坐标系）

BC2352 冬至 日短星昴（面南观测 地平坐标系）

     除了利用昏中星观测，古人也会利用晨中星观测。

BC2352 冬至 日短星昴 晨中星观测（正极投影 黄道坐标系）

      日出前，观测者尚有短暂机会观测晨中星，如上图，恰房宿南中天，与昏中星观测相结合判断，根据“房昴为纬、虚星为经”之十字架的对称关系，自然会知道冬至点的太阳位于虚宿之位。  倘若晨中星和昏中星在“特定观测时刻”与“南中天”有偏差，古人自然会对太阳所在星宿位置进行相应的修正。所谓“特定观测时刻”，也就是对“黄昏与晨昏”时刻的确定古人也有定义的规则。

        这样，中华先民结合观象台日出方位的观测、圭表系统日影长短的测量、中星位于南中天的时刻（古人有滴漏），然后综合分析，确定节令便不再是困难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尧典》所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并非虚言，因为现代高精度天文软件的回推计算证明，中华先民三个不同年代的四仲中星与历史天象相吻合，且具有相当高的精度。

二、中华28星宿体系是基于黄道坐标系的量天尺    

中华先民利用基于黄道四仲中星“经纬十字架”的28星宿体系，确定节令的历史久远，从曾侯乙墓出土星图所显示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来看，应在公元前3854年——公元前2657年之间。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里有黄道内外去极度、入宿度的记载，宋代石刻星图明确无误的是用黄道坐标系标注和度量28星宿的，但不少学者甚至是专业学者仍视28星宿体系为赤道坐标系，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实际上，纵观中华古天文典籍文献，不难发现中华先民的天文观测不但使用天球赤道坐标系，而且也使用黄道坐标系和地平坐标系，且各有侧重；不使用天球赤道坐标系解决不了方向方位（实实在在的天北极）、十二次、十二支等问题，不使用地平坐标系解决不了高度角测量的问题，而不使用黄道坐标系（虚拟的黄北极），则解决不了28星宿和行星沿黄道的运行规律问题。

     基于黄道坐标系四仲中星的28星宿体系（365.25古度），本身就是确定分至点和节令的量天尺度，并非一定需要像现在这样定义“黄经从0到360度来度量”才行；而 “春分点在黄经0度”、将“白羊座”列为第一星座（公元前120年春分点已经开始进入双鱼座），只不过是近代天文学界才有的约定，估计与喜帕恰斯本人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天文学大成》里的星表使用的也是中国古老的“入宿度”和“去极度”，尽管星表的栏目称“经度”，但数据却是星宿之间的“入宿度”。

三 、关于白羊座和春分点的话题

    12星座的实际区间并不相等，有的达45度，有的30度，还有不足15度的；因而所谓30度的均等划分，除了能满足确定太阳的黄经位置外，恐无论是对占星学，还是对实际的星象观测都没有实际意义。

关于白羊座和春分点，不少网文都有如下雷同的引用：“大约3500年前, 传说古巴比伦的牧羊人会把天上的星星相连,  想像成12种模样, 它们有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统称黄道十二星座,  巴比伦人在石碑上雕刻了黄道十二星座,太阳每年都会经过这些星座一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模糊的‘年’的概念”，“ 每年3月21日前后, 太阳便会来到春分点,  此时正好进入白羊宫, 所以白羊座就拔得头筹了（成为第一宫）”。

看来，有了这个3500年前巴比伦牧羊人的传说为脚本，据此画出神庙黄道带星图和泥版星图，恐并不是难以办到的事了，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别。

至于春分点位于白羊座的年代（从羊尾到羊头），从BC1650 到 BC370年，也就是1280年左右，现代星图上看得一清二楚。所谓“ 每年3月21日前后, 太阳便会来到春分点,  此时正好进入白羊宫”的年代当应是在BC370年之前，那时，哪家的历法有“3月21日”？ BC120年春分点就已经进入双鱼座了，此时，久负盛名的“儒略历（BC45）”还没问世，就拿喜帕恰斯（BC195-BC120）来说，他活着的时候春分点也不在白羊座，他去世的时候春分点已经进入双鱼座了；即便是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引用星座具体数据的年代也不过是从BC128年到公元137年的观测数据；而首次把“3月21日与春分”联系起来的当是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城召开的基督教大公会议（据有关文章辨析：这个年份正是“儒略历”真正诞生的年代）。翻阅日历可知，从公元325到446年间春分均为3月24日，之后只有很短的几年时间为3月21日，然后便是3月19日、18日、17日…14日，13日……直到1582年10月4日暴力删减10天后，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前后相差一到两天的“3月21日”。由此可见，所谓“3月21日春分点在白羊宫、所以0度黄经线定在了春分”纯属无稽之谈。问题的实质：在于话语权在谁手里。但笔者的问题并不在什么“21日”和“0度黄经线定在哪里”，而是“用什么方法， 如何判断‘太阳来到春分点正好进入白羊宫’的”？ 因为目视观测太阳在哪一个星座是不可能的事情。谁能告诉我古巴比伦人是怎样做到的，古希腊是如何做到的， 古埃及是怎样做到的？

尽管当今的人们能看到高大的巨石阵、神奇的黄道带星图、泥版星图，还有那个1528年版《天文学大成》作者托勒密自称“来自别人而非是喜帕恰斯”的星表 ！但不知您从哪一部西方古天文文献中能够读到在目视无法确定太阳所在星宿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到底是如何确定分至点位置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中华先民就知道当时的春分点位于金牛座的昴宿，而且还据此创造了这个记载天文信息的“昴”字，并建立了“房昴为纬、虚张（星）为经”的天文基准，难道不比那个公元前1650年春分点所在的“白羊座”更具有历史纪念意义吗，据说是1645年国际天文联盟将黄经0度经线（春分）定在白羊座的。

四、28星宿体系不应被历史遗忘

      由于28星宿体系的周天365.25古度与当今的周天360度，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因此，其仍然适用于当今天文观测的应用体验和古代优秀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承教育；国家教育系统应当编制相应教材，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不应让那些疑窦重重经不起考究的东东充斥于中小学教材之中。为了说明28星宿体系并未过时，不妨引用学者广百宋斎利用28星宿体系推算2021年冬至的示例结束本文，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