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带走的藏经洞数万件卷子中的《全天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斯坦因编号为S.3326号卷子。该卷子为绢本彩色手绘，长1.98米，上面标注了1339颗恒星的位置。星图居此卷子《气象杂占》与《解梦及电经一卷》之中。

三国时代的吴国陈卓，于公元270年左右，曾将战国时期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所观测的1464颗恒星，用不同方式绘在同一图上，但此星图虽已失传；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此敦煌《全天星图》，不但是现存十四世纪之前世界上唯一年代最早且精度非常之高的星图，而且也是最早创立并运用类似于墨卡托投影法和正极投影法的星图。

1959年，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推测这幅星图可能是抄绘于五代后晋时期约公元940年左右。此后西方学界一直采用了李氏的断代。

1966年, 古天文史专家席泽宗撰文指出，星图画法类似于墨卡托投影法，但要比墨卡托发明此法早600多年,但席泽宗采用的是李约瑟的断代，未有其自己的年代推断。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马世长教授通过对卷末电神服饰风格和卷子上文字的书写风格的研究，以及文字中多次出现避讳现象，如“民”字避讳缺末笔，认为星图抄绘于唐中宗时期，即公元701-710年间。这一结论得到国内学界的基本认同，从而否定了李氏的断代。

2004年，法国天文物理学家Jean-MarcBonnet-Bidandhe和天文学家Francosie-Praderie在观看到这张古星图之后，一致认为，该星图的制作年代早于李约瑟推测的940年，应该在公元8世纪初。之后，在英国图书馆专家苏珊·惠特菲尔德博士的配合下，三位西方学者对星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他们将星图的制作年代锁定在公元649-684年间。与此同时，法国的两位学者则从天文学的角度对星图进行了精确的研究，经过用天文望远镜获得资料的对照，证明星图上标记最亮的200颗星星的位置相当准确。

那么，敦煌《全天星图》到底绘制于哪个年？其反映的天象又是哪个年代？近年来很少见其相关研究文章的报道。笔者借助于现代天文软件，经过对图中九个月份之昏中星、旦中星与日月交汇所在星宿的分析发现：

敦煌《全天星图》所记录的星象年代实为公元前380年前后的天象，这与其引用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所观测恒星数据的年代也相吻合（学界认为甘、石的著作时代大致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而其绘制的年代很可能在公元690年到公元705年之间。

由于岁差影响，在大约25800年的周期内，分至点每71.57年西移1度，那么日月交汇点也同样会受此影响。由于在百余年内1到2度的变化，不会对目视观测的结果造成影响，因此，人们不会感觉到每个朔望月里旦中星、昏中星和日月交汇点在28星宿中发生的目视难以观测到的微乎其微的位移。那么，在一个时期内，每个月初一日的旦中星、昏中星和日月交汇所在星宿的位置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于是便会有《全天星图》中 “正月会营室、昏参中、丹尾中…八月会角宿、昏牛中、旦觜中……”这样的记载。

通过天文软件遍历可完全满足《全天星图》“会营室、昏参中、丹尾中”的公历日期是BC380年2月12日（夏历三月初一日），这个日期在25800年的大周期内无疑具有相对的唯一性；而《全天星图》记载的却是“正月”。

“会”这个元素，恐较“昏中”与“旦中”这两个元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着日月交汇点的日期（时刻）；李约瑟推算的公元940年2月11日（正月初一），虽然“昏中”与“旦中”大致满足，但“会营室”的这个“会”却相差十多度，失之数百年，故其断代显然错误，不可信。

不过，同一天象条件的“会营室、昏参中、丹尾中”，在日历中显示“三月”，而星图记载却为“正月”，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笔者发现满足《全天星图》星象（旦中、昏中、会）的“月份”与《全天星图》实际记载“月份”的差值似乎有一定规律性可循，有相差两个月的，也有相差一个月的。这说明其记载的天象数据很可能不是出自同一时期的数据。比如。《全天星图》记载“八月会角宿、昏牛中、旦觜中”，则为公元705年9月23日（九月初一）的实际天象。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古代历法具有双重性，既有“观象授时”、指导农业时代生产生活的行事功能，又兼具确立王朝正统地位，彰显帝王统治权力的作用。正如《白虎通义》所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唐朝自立国后，所颁行的历法皆沿用历朝所使用的夏正，即是以建寅月为岁首，唯武则天掌权时与唐肃宗末年两次改夏正为周正，以建子月为岁首，即是每年以十月为岁终，十一月为正月”（ 《唐代历法改革、颁赐与政治研究》梦一历史）。

唐代两次改行周正，使得相关时间内的月份排列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又使得本以夏正为基础开展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元日朝贺之礼不显著、国忌日错记、死刑行刑时间改变等种种变化。此外，周正与夏正的行用与废止，同样也对史书与墓志的书写产生明显的影响。如《则天实录》《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在记载这一时期的史实时，出现了时间上的错误。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689）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

如此一来，夏历的“建寅”与周正的“建子”，便会相差两个月，这一年武则天改历导致把原来按照夏历的正月提前了两个月，这应该就是为何会出现满足“会营室、昏参中、丹尾中”这个唯一天象条件的BC380年内的农历月份与唐代《全天星图》记载的农历月份相差两个月的缘由所在。

实际上，月份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关键是与自然天象对应的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和19年七闰的规则与次序并未发生紊乱，这才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天文软件准确回推《全天星图》的天象年代并进而结合改历事件判断其绘制或是抄绘的年代。

如果不考虑历史上“历法变更”的因素，而机械地按照《全天星图》中的“正月”或是某一个农历“月”，利用软件去对照天象（旦中、昏中、会），那是很难确定其实际的天象年代和绘制年代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敦煌《全天星图》不但含有战国时期甘石的星图资料和与那个时期相对应的天象资料的记载，而且也有其之后的观测资料和天象信息的记载，可谓是历史星图资料的集成之作；705年唐中宗元年始，据此可以断定敦煌《全天星图》的绘制年代当在公元689年至公元705年之间。

笔者推算的这一年代（689-705），介于 “公元940 、8世纪、公元701-710和公元649-684”之间，与其不同的是依据天文软件的天象推算和改历事件相结合综合分析而得出的年代。如若有误，欢迎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