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尤宝其墨——张即之《待漏院记》

提要：

正文：

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说到宋代书法，对“宋四家”必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们不但书法优秀，鹤立于宋人诸多书家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宋人以“意”取胜。书法史上常说“晋人尚韵，宋人尚意”，这其中的“韵”和“意”便是对晋和宋书法的高度概括。而“宋四家”中，尤其是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三人，无疑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典型代表。

但是，一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并不简单只有那么几人而已。尽管社会主流书风气象如此，而反其道而行之者却也实际存在。比如苏、黄、米三家之外的蔡襄，他便是宋代“尚意”书风之下，以严谨法度而著称的大家。本书中对蔡襄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展开赘述了。

无独有偶，本文的主人公张即之，在宋代“尚意”书风大环境下，其实书法也是以严谨的法度取胜。只不过，张氏的法度与蔡襄的法度又有一定区别。简单说来，张氏结体严谨却不失用笔的灵动，而蔡襄则近唐人一般，结构用笔精确。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张即之的行楷长卷作品《待漏院记》，当我们面对这幅作品时，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出张氏与蔡氏的不同来。如图对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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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蔡襄楷書《自書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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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張即之待漏院記局部

张即之，出生名门，有良好的家学传统。其父张孝伯官至参知政事，其叔父张孝祥非但为政，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有相当地位。张即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即之书法，从唐人处汲取了相当多的养分。他初学褚遂良和欧阳询。然而“初唐四杰”的书法秀美似乎不太在他的审美之中。此后，他转师颜真卿，得颜鲁公用笔法。北宋末米芾书法也给予他相当的养分。米芾是宋代书法中“意在笔先”书法理论的倡导者，他主张心随笔动，用笔挥毫时，少一些约束用笔的形态，不用多去计较那些书写的条条框框。只有实现人性的洒脱，才能在笔端写出洒脱的书法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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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这种书法理论无疑对张即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行楷作品《待漏院记》便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而创作出的书法佳作。在这幅作品中，张即之以颜体楷书结体为框架，用笔灵活洒脱，丝毫不见约束之气。而这种洒脱之中，带有唐楷严谨的书法风格，显然与蔡襄书法中那只是简单严谨之气的书法风格有很大差距。尽管，两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仅仅是艺术风格的不同，但笔者内心，还是更欣赏张即之的作品的。而在宋代那个摈弃唐人书法而致力于晋人用笔的时代，张即之以唐楷为宗，这种特立独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使他站在了宋人尚意书法的另一端——尽管守法，却不乏意气。

张即之科举中第后，官至转运使，为一路漕臣，身份重要。张即之以从政之身，他的书法作品涉及到为政主题也并不奇怪。上博藏的这幅《待漏院记》行楷作品，便是一幅政治题材作品。

《待漏院记》是北宋王禹偁。王禹偁是北宋名臣，以敢于谏言论政而闻名。这篇《待漏院记》便是王禹偁的名作。清代吴氏叔侄所编写的《古文观止》将之列入宋文经典之中，可见此文的不同反响。所谓“待漏院”，实际上是宋代宰相们上朝之前，等待、休息的地方。漏，就是沙漏，用来记时间。王禹偁创作此文，实际上以宰相们休息场地待漏院为暗指，希望宰相们能够为政为民，为政为国，不要尸位素餐，为政而无所为。

张即之以宰相级高官参知政事之后，行楷作《待漏院记》，其政治意味是很明显的。只不过，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这幅作品的书法价值，而忽略了作品本身所承载的作者本人的为政思想。

张即之是擅长大字行、楷书作品的。《待漏院记》是张氏大字书法的代表制作。尽管作品上每个字都很大，但却无一破毫，笔笔到位。行楷作品，讲究作品字与字之间的关联紧密，不失气息的灵动。在这幅作品中，张即之显然很关注这些：比如第三列的“岁”字，在众多笔墨浓稠的大字之中，一个“岁”字以纤细灵活的线条，藕断丝连的笔触书写而成，这就使得这看似沉重的作品变得欢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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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即之大字书法极其有名，传说南宋临安很多匾额都出自张氏笔端，可见其书法作品在南宋时期受欢迎的程度。北方的金人对于张即之的书法更是“尤宝其墨”，墙内开花墙外香，书名之盛，远播域外。

2014年春天之前，笔者见识鄙薄，一直以为张即之的书作仅有大字而已。但是在这年春天浙江省博物馆和辽博的联展“守望千年”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笔者有幸见到一幅《汪氏报本庵记卷》。这是一幅张即之的小楷作品，用笔也是极其精湛的。这让我想到史书上对张即之的书法曾有这样的描写：“匾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青劲绝人。”又有“作大字如作小楷”之说。张氏小楷或许不如大字出名，但他的大楷与小楷一样，都是相当精实而用心的。直到在展厅中我亲眼所见，这段史评才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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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吳啟雷老師出版中書畫叢書同名文字初稿之一篇，歡迎轉載，未經許可，拒絕任何形式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