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教化功能

提要：

顾恺之是东晋名士，也是中国绘画早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和《洛神赋图》。因为东晋距离今天时间较长，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挂名为顾恺之的作品大多是后人的仿品。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是唐人摹本，已经不是顾恺之的真迹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将之掠夺至英国。国宝不在国内，又只是摹本，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遗憾，尽管我们还能从摹本中看到顾恺之原作的影子，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一件，即便是唐人的摹本，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也不是作品最本来的面目。顾恺之《女史箴图》原作一共有12段人物画，但是今天仅存9段，其他部分均已不存。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摹本有11段人物画，比大英博物馆的多出两段来。但不论是唐人摹本还是宋人摹本，《女史箴图》都已经不是原作面貌，诚为憾事。（下為宋摹本女史箴圖，白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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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箴图》是一幅人物长卷作品，作品选取了12个能够代表封建教义的女子作为典范，将她们身上的故事，一一呈现在画作中。每段故事结束之后，顾恺之都配以文字解说。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顾恺之收集整理出来的。与顾恺之另一幅人物长卷《洛神赋图》一样，《女史箴图》也是基于同名文章创作而来。《女史箴》是西晋张华所作。西晋惠帝时期，惠帝不务正业，荒废朝政，而皇后贾氏干涉朝政，胡作非为。这种情况下，大臣张华挺身而出，创作了《女史箴》这么一篇文章，用以规劝统治者。顾恺之根据张华文章的内容创作了这幅作品。所以，从画作的诞生之初，这幅作品就具备了十足的教化功能。(下為唐摹《女史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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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距离今天时间较远，笔者有必要对作品的名字做简单的介绍。所谓“女史”，一般认为是宫廷女官，后又引申为对有一定社会地位、名望女子的雅称。“箴”有规劝的含义。这个名字，正与张华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一致。

以现存唐人摹本的第一段为例，这第一段所讲述的是“玄熊攀槛、冯媛趋进”的典故。冯媛是汉元帝的妃子，入宫以后被封为婕妤。汉元帝在虎圈游玩时，有熊一只逼近汉元帝，左右皆惊慌。时为婕妤的冯媛并未慌张，她挺身而出，挡在了汉元帝前面，并号令左右将熊格杀。这事之后，冯媛深受汉元帝宠爱，她的孙子成为汉平帝。女子救主的故事，无疑是正向宣传封建教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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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现存第六段图，画面中夫妇并坐，妾侍围坐，群婴罗膝。根据顾恺之的解说词，我们可以知道，这段人物图所强调的是女子不应该嫉妒他人，如此才可以子孙渐多。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男子有妻妾，协调好妻妾关系是当时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室更不用说，后、妃、嫔等各种妻妾围绕皇帝左右。丈夫的协调固然是重要的，但就女子自身来说，摆正自己的心态，也是和谐家庭关系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这一段内容的教化功能，通过文字的解说，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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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重要的画科，自古以来的人物绘画，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描绘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比如本文所介绍的《女史箴图》。因为距离今天历史较久，很多国人已经对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感到陌生，或许在今天人眼里看来，冯媛一类人物远没有李冰冰这样的女星来得出名。然而，起码在古代，冯媛确实是个家喻户晓的女史典范。

人物绘画在介绍历史人物的历史故事时，其所传递的历史人物身上的优良品德，也自然成为作品的潜台词。正如笔者前文所记叙那样，张华的《女史箴》一文在创作之初就具备十足的教化功用。顾恺之通过画笔将这些故事画下来，有如今日电视媒体的推广一样，图像相对文字更易于百姓接受，其推广的广度和深度也会较文章更进一层。因此，顾恺之《女史箴图》的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帝国长期的宣传和人物画家们不懈地推广，最终，传统封建伦理深入人心，成为整个帝国百姓人人遵守的操守。

相比宋人摹本来说，多数观点认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女史箴图》更代表了顾恺之的本来面貌。相传顾恺之曾心怡邻家一女，画其相貌于墙壁，并以针扎在画像的心口处。结果，该女子便得了心病，时常胸口疼痛。顾恺之得知后，拔去针来，治好了女子的心病。女子感谢顾恺之，因而与之结婚，成为夫妻。

顾恺之这里的手段自然卑劣，与《女史箴图》中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个故事起码告诉了我们顾恺之高超的绘画技巧，其造像能力的逼真。顾恺之是六朝四大家之一，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其画名在东晋时期就已经海内闻名。这里，我们姑且不论顾恺之在创作《女史箴图》时的心态如何，究竟带了几分虔诚的信仰和对封建道德、高尚人品的崇敬。但这幅作品自身确实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绘画技巧，这种线条的勾勒和人物表情的刻划，与历史上“三绝”之说并无相悖之处。如此高超的绘画功力，正是顾恺之得以画名流传千古的最根本原因。

（本文為筆者正在出版的書畫系列叢書中同名文字一篇，未經許可拒絕紙質出版，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