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陈占敏

我想就散文集《第一方红印》谈这样一个题目：《綦国瑞先生的文人情怀》。

第一次接触綦国瑞先生是20年前，2003年。那时候他主持过一次烟台市分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的副市长与专业人士的对话会。那时候我感受到的是綦国瑞先生流露出的一种文雅之气，迥异于我们常见的官腔官势。那时候我跟綦国瑞先生还没有文字交际。一年以后，2004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綦国瑞先生的散文集《家住海边的日子》研讨会。读了那本书，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一次他以官员身份坐在领导席位上主持会议时流露出的那种文雅之气并不是故作斯文，而是他文人情怀的自然流露，正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啊。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没有专业作家的。我们的文协、作协是建国以后50年代之初成立的机构，其运行机制是从苏联学过来的——于是我们有了专业作家。像綦国瑞先生这样从政为官，又兼而为文，他这种亦官亦文的身份，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回归。

今天我们研讨的是散文，这便让我想起了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做过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柳宗元被贬出京都长安，到了偏远之地的柳州、永州的时候，做过柳州刺史，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欧阳修、曾巩做过官，三苏父子也做过官。苏轼、苏辙弟兄两个同年及第以后，第二年，宋仁宗诏他们的父亲苏洵进京应试，苏洵借故身体有病，没有应诏。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王安石做过左仆射，位高权重，主持过变法。这样的一些高官为文，却都是业余作者，不是专业作家。现在我们这些爱好文学从事写作的人，熟悉他们的散文名篇，可是在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的史学巨著《文献通考》中，马端临对有史以来的重要文献典籍进行通辨考证，他有时候会征引到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等人所上的奏章条陈。从那些奏章条陈中，我们看到了有胸怀有才略的文人从政为官的别一番气度和风采。

讲到这里，我想，从《家住海边的日子》，到现在的《第一方红印》，阅读这两本书，我们看不到断裂之感。当年写作《家住海边的日子》时，綦国瑞先生是从政为官的。他做的是什么官呢？他有点像当年的苏洵。苏洵没有应皇帝之诏，后来经韩琦推荐，做了校书郎，还做过一个县的主簿，主簿是什么官呢？就是管理一个县的文书的佐吏。这很像綦国瑞先生做的秘书长，不过綦国瑞先生比苏洵还高半格呢。在唐宋八大家那些朝臣官员写的散文中，我们看不到官气；而从他们的奏章条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文人的风骨，别样的风采。多么可贵啊！同样可贵的是，綦国瑞先生的散文集《家住海边的日子》，是他从政为官时期所写，而现在的《第一方红印》，则大都是他退休以后写的文章，二者之间并没有断裂感，綦国瑞先生的文人情怀一以贯之。

具体说说这部散文结集的某些典型篇章。

在“散文纵论”辑中，作者纵论散文艺术，谈《艺眼文心》，谈《散文的审美层次》，谈《用思想情感再造环境》……这哪里像一个官员说的话？这里没有政治套话。那种官员们挂在嘴边常常念叨的政治套话，只要一开口就习惯性地来了,而綦国瑞先生却只谈散文艺术。这也正是他文人情怀的自然流露，而且这种自然流露是一个散文家经过多年写作所体悟出来的真知灼见。

在“风流人物”一辑中，有一篇《我为家乡写史志》。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传统文人、乡贤雅士，对于一方乡土的影响和裨益。中国古代，一方乡土如果有一个读过书的秀才，会写文章会写诗，他会对这一方乡土民风有很大的影响和裨益,綦国瑞先生就做到了。并且他不仅仅遵循传统，为他的家乡写史志，而且他写的史志还有创新，得到了史志学界的称赏。

在“锦绣江山”这一辑中，我特别注意到有一篇《风清荷香在蚕庄》。蚕庄是我招远老家的一个镇。綦国瑞先生这篇文章写于我调离招远20年之后。20年前我看到的招远蚕庄跟綦国瑞先生文章中写的招远蚕庄是不一样的，景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綦国瑞先生是用他的眼睛来看现在的蚕庄，用他的笔写他自己独特的观感。这种统称为游记的文章，常常会走于套路化。怎么个套路化呢？走到某个地方，先查查史志，查查有没有写这里的名人诗词,于是写一通景物，写一通地方来历，再引用几句名人或非名人的诗词，发几句常见的口号式感受。看看现在的大部分游记，不都是这样的吗？而綦国瑞先生的游记可不是这样，他用他的笔写出了他独特的感受，独出机杼。

说到游记，我们再也读不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那样的文章了。《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出京都长安，到了零陵偏远之地的所见所感，他的郁愤之情。我们现在有好多老干部，从官位上退下来，出去游玩一回，也写游记。他们写的游记，绝没有柳宗元的那种郁愤，也许他们在为官仕途上太优渥了，太悠游了，他们没有郁愤，怎么会有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时的情怀？

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共和国的一位高官——李锐。李锐经历过宦海沉浮，官场跌宕。读一读他的文集《直言》，读一读他的旧体诗，我们才知道了李锐那种独有的孤愤。李锐跟退下来的胡耀邦——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有文字交往。胡耀邦把自己写的旧体诗发给李锐，请李锐指点。李锐也就直言不讳，有时还动笔改，改过以后又觉得不太妥当。李锐曾经把当代人写的一些旧体诗称为“老干部体”。退下来的一些老干部，没事干了，那就写诗吧，写旧体诗，抠字眼，抠平仄，套路化，格式化，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特创造。

由李锐命名的“老干部体”的旧体诗，我想到，其实还有“老干部体”的散文、游记。有些什么什么协会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组织一帮老干部到某个地方去，看看山水，看看名胜古迹。看完了回来，老干部们查一查资料，查一查地方志，就写出了游记类散文。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这种“老干部体”散文游记，看看题目，看看开头，就知道他下面要写什么了。但是李锐不写那种“老干部体”散文，尽管他足够“老”了，而且是大干部，高干，他却不写那种“老干部体”散文。读一读他的《直言》，那是李锐独特的“直言”，别人没有。

说到这里，我想，綦国瑞先生的写作，好像与他那为官生涯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他为官时候的散文写作，也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像韩愈、苏轼他们那样写作。他写公文的时候，是传统文人为官时写奏章条陈的姿态；到了写散文的时候，他就是文人的情怀了。

綦国瑞先生最可贵的就是这种文人情怀。綦国瑞先生从县里到市里，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官场经历，居然还能保持这样纯真的文人情怀，这是极其难得的。因此，我读綦国瑞先生的这部散文集，便想到，现在还会有多少人能像古代文人那样，一边为官，一边保持一个文人的情怀、文人的纯真呢？即便我们这些从事专业写作的，还有谁能够始终保持这种纯洁的文人情怀呢？在这一点上，綦国瑞先生堪为楷模。綦国瑞先生年长于我，是老大哥。我今天一直在称“綦国瑞先生”，而不称他当年担任的“秘书长”，就是因为我不把他看作官，而只把他看作纯粹的始终如一的文人。（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