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宝罡

首先说明：从小我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事实胜于雄辩：五岁时，我随父亲到了他工作的单位，不到半天，我就成功地从他的结巴工友身上学会了结巴。父亲仅离开我四个小时，再见我时，他目瞪口呆，差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小时候结巴不可怕，既不耽误吃，更不耽误玩。就是后来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也没有丝毫的自卑。学习还挺好，第一个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将答案1+2=3工工整整地写到本子上；沾沾自喜地得到了一个小红花。很快得到了一排的小红花。老师很赏识，亲自点将，让我当了班干部。

当时不辨好歹，其实这班干部对我而言就是很大的挑战。我当的是军体委员。好家伙，一天三次，甚至七次八次地集合队伍：“稍息、立正，向右看齐”，还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甚至带领着同学们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口号。嘿，真是奇怪，不是我觉得奇怪，是认识我的觉得奇怪，说起话来，我磕磕巴巴，一字要重复三次，而唯独喊起队来，竟然那么铿锵有力，声音嘹亮，连贯而顺畅，根本就没有一丝的结巴。

点将让我当军体委员的老师就是刘玉新。那时他刚到我们村当民办教师，教一年级开始实习。在我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时，他就调到中学教化学了。我还不知道以后和刘老师有什么缘分，对于他的离开，我当然无动于衷。

初中毕业后进城上班，在至少3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春节的初一下午，我都要去刘玉新老师的家，给他拜年。实在说，虽是初中毕业，但从一年级上到八年级，教导过我的老师起码也要有二三十位，如再加上我写作后认识的师友，四五十位总是有的，但坚持在每年的春节初一下午去上门拜年的，刘老师是唯一。至今，我和家人口里说到的：我的老师，也一定就是指他。似乎我活了50多年了，就有这样一位老师。关键是，刘老师从来就没有当过我一天的班主任。我们的相识，除了在一年级，就是七年级，他教我们化学。

有一年春节，我问他：“老师，在一年级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让我当军体委员？除了六年级，我竟然当了军体委员七年。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发扬民主，让全班同学投票，我的人缘太差，”我美好地回忆起来，“那次投票，我就得了三票，记的当时的班主任看到选票就大发雷霆，在教室里咆哮起来：‘戴宝罡的军体委员不用选，是学校钦定。’”

“是我让你当的军体委员？”他还很疑惑，“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对于民主，学校一定要正确地引导，如果投票人没有大局观，不知好歹不知上下大小，没有是非观，自私自利，即使是民主选举，也肯定选不出优秀的人才。”

“我那时结巴，你刚当民办教师，教过我们一班的一年级，应该不会忘呀。”我提醒他。我们师生的关系这么融洽，他没有理由忘记我们的初遇呀。

“如果你这样说……”刘老师努力地回忆，“你的结巴？是的，我记的你曾经结巴，还挺厉害的，都毕业参加工作四五年了，你还是结巴……我很担心你，替你惋惜……好在你现在终于改掉这个坏毛病了……如果当年我发现你结巴，还让你当军体委员，那么，有可能就是想督促你改掉结巴吧。”刘老师说得很含糊，看样子他是真的给忘了。

对于结巴，我心有余悸。上初中后，我才知道，结巴对于我的危害究竟有多么地大。我一下子就不爱说话了，能不说一定不说，可是有些时候是必须要说，例如课堂背诵课文，越是着急，嘴巴叩动的越是厉害，却根本发不出声来。

起初到刘老师家拜年，我也很结巴，从进大门口就开始喊：“刘，刘，刘……过年好！”我踉跄着，几乎要跌倒下去了，但“老师”两个字就是在嘴里徘徊着吐不出来。刘老师已经小跑着迎出来了：“好，好，宝罡啊，来来来，快屋里坐。”

坐下后，我还在屋子里脸红脖粗地喘粗气，看到刘老师亲自给我端茶，还不好意思地搓手：“谢谢，老、老师。”我终于喊出“老师”这个音符了。

“去年的写作成绩怎么样？作品发表了，一定要拿来给我欣赏。”坐下后，老师老生常谈，先问的一定是我去年的写作情况。

七年级是我的人生转折点。

六年级升学不到一个月，学校里爆发了传染性极强的黄疸性肝炎。起码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被传染上。生病的学生得回家隔离养病。我有幸中招，也被圈在家里的南屋里。不能见任何人，吃饭要送到门口，使用过得碗筷要高温消毒，大小便要掩埋。这病的轻症是不疼不痒痒，就是眼睛黄，不耽误吃还不耽误玩。大多数被传染上的孩子找到玩的机会和理由了，大玩、特玩、疯玩。我说过，我是个爱学习的孩子，我待在我家南屋的炕上，自习了学校发下的所有课本，除了看书就是做题，做累了还尝试着写小说。哦，严谨点说，也不是所有课本，有一门课根本没法自学，对，就是英语。

升学考试前，我基本痊愈了。班主任高永吉老师家访，嘱咐我准备考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高老师：英语一点不会，考也考不出好成绩，我得留级。高老师说，英语在高考时才占30分，属于副课，无关紧要，你考一下，看看自学的效果，如果跟不上就安排留级。要勇于证明自己。

就考了。果然英语考不好，9分。除此其他课目都考得不错，综合成绩班级排名第四名。高老师又来家访：学校今年升学率不达标，你成绩能够跟得上，还是班干部，直接上初二吧。

我又提我的英语：音标不会，语法不懂，不留级恐怕……

高老师很不高兴地打断我的话：“告诉过你呀，英语是副课，高考仅占30分……你想想，咱是中国人，英语能有多大用处？学好数理化，走到天边都不怕，上初二才有物理和化学……况且，凭你的学习劲头，下点功夫，抓紧着学习英语也不是不行。”

于是，我顺利地升到了初二七年级。

后来才知道，这英语课的基础太重要了，如果音标和语法不懂，下边的知识听起来就是糨糊一堆。看来考大学是彻底没有希望了，我有些绝望了，从心里恨不让我留级的高老师。幸亏已经开始爱好写小说了。嗯，以后能当作家也不错。

初三八年级的春节后，刘玉新老师到我家家访。家访是班主任的事，他是化学老师，按道理他没有理由来。他来了，肯定就有理由。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是祸躲不过，我在今天下午的化学课上，拉响了一个拉鞭。是春节后家里剩下我没有舍得放的，在课桌下边的抽屉里玩，不知怎么就拉响了。寂静的教室里轰然一炸，几乎所有人都吓得一颤。正在眉飞色舞讲课的刘玉新老师也吓得猛地转过头，他一下子就将肇事目标锁定住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没有预料中的勃然大怒，而是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他的讲课。我知道，他一定要找我，不是课间休息就是要放学留校，因为他的外号叫“科学”，怎么可能辜负他的认真？

我没有想到竟然是家访。我的心忐忑着，课堂上玩拉鞭还玩响了这事，一旦端给我妈妈，她怎么可能轻饶我？

“宝罡同学，你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刘玉新老师坐下来，语速非常快地问我，“听说，你不打算考高中了？放弃太遗憾了，每次摸底，你的物理、化学、几何代数都是90分以上……”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一下子被触到最柔软的地方，眼泪刹那间盈满了眼眶：“我、我、我的英语拖、拖后、后腿了，六、六年级的时候……都是高、高永吉，给我耽误下的。”我结结巴巴地叙述。

“啧，你偏科太厉害了。据说今年中考，英语由原来的30分占比调整到50分了，以后英语会越来越重要。”刘老师的脸上愁云密布，“你可不要怨恨高老师，当年不让你留级，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作为学校，总不能不顾及升学率……不打算考学了，你的未来还有什么打算？”

“我爸在城里当工人，我的数理化好，给他接班当个好工人，应该没问题……再，我爱好文学，想当作家。”我还是结巴，但一口气说完。如果说以前对当作家还是模糊，那么现在我下定决心了，就是要当作家。

“嗯……”刘老师听了我的话，沉思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有想法就好，有志者事竟成，我看好你……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也是结巴，像丘吉尔，大作家茅盾等等……但，还是争取下苦功夫改掉，结巴对社交害处很大……爱好文学是条出路，你有思想，我觉得成功的机会很大……文学主要在于人的想象力，对文凭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大作家浩然才小学四年级，高玉宝连字都识不几个，愣是用画图的形式写出了小说，所以，一篇作品在开始出现几个错别字，还不是大问题。写完了多修改几遍就行了。”刘老师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说到的错别字是指我的投稿。我在初二七年级的下学期曾经给《儿童文学》寄过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退稿被班主任高永吉收到了，他在上语文课的时候，重重地把厚厚的退稿信封甩给我：“把心思用到学习上吧，别不自量力，就你结结巴巴的观模（方言：模样），一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竟然有39个错别字，还妄想着当作家，你怎么寻思的？”高老师的话不但让我面红耳赤，而且胳膊和手如同触电一样颤抖起来。以后，同学们就开始叫我“作家”了，我不傻，他们叫我“作家”时的音调、语气，全都盈满了讥讽和嘲笑。

“高老师是在用嘲笑的方式激发你向上努力，你一定要稳住心神，知道好歹。”刘老师和蔼地笑着，“‘作家’这个外号可是太好了，大家叫着叫着，你就会真正成为作家的。比如说我吧，老师和学生看我办事特认真，就给我起了‘科学’这个外号，这个外号也很好，这次全县民办教师考公办，180个民办老师，要收取8个公办，我考了第四名。我想就是沾了‘科学’这个外号的光。你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作家。”刘老师站了起来，还主动和我握手，送战友远行一样使劲摇了摇，“我等你的好消息。人生不仅仅考学这一条路可走，只要有理想，对自己有信心，心想事成！”

心想的确事成。18岁那年，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虚根》在《胶东文学》发表。我购买了30本当期杂志，送给了我觉得应该赠送的亲朋好友。当然有老师刘玉新和班主任高永吉的各一本。给刘老师是汇报，给高老师的是显摆：怎么样，你当年嘲笑的学生现在就要成为作家了。高老师一眼就洞察出我送杂志的目的，他的脸红彤彤的，接过杂志，抚摸着封面，略有尴尬地说：“好，好，好，祝贺你！”我听着他有些沙哑的声音，意味深长地瞅着他笑。实话说，我心里好爽呀。你们都叫我的外号“作家”吧，我一定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的。

刘老师接过我发表作品的杂志，他顾不得说话，也顾不得让我坐下，他站在天井里先翻看目录，又低下头一行一行读小说的正文，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有7000字？”他慈祥地笑着问我。

“连、连标点、符、符号，7126字。”我兴奋地答。

“嗯，一个错别字也没有。”他说完，朝着我一个劲点头。然后又想起什么一样，说，“听老师的话，下决心把结巴改掉吧，以后你要出头露面……”

我的心里暖暖的，使劲点了点头。

但，这改掉结巴可真是太难了。比写小说都难。为了改掉结巴，我用了许多偏方：下雨天躲在门后“卖结巴”；嘴里含石子说话，口腔里鲜血淋漓；跟着电台学普通话……28岁的那年9月份，我入党了，还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在收到会员证的那一刻，我兴高采烈地跑着去见刘玉新老师。

刘老师爱若珍宝地捧着我的作家协会会员证，喃喃地念叨：“我就说嘛，你会成为作家的……喔，把你的这个作家证先放我这几天吧。”

以后我才知道，刘老师在自家的书柜上设立了我发表作品的专柜，还把我的作家协会会员证用相机拍照，放大了装裱在镜框里，摆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

我看到后，羞愧满面：“老师，您太让我……”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这样的事我自己不敢也不好意思做，我的爸爸也没有做。老师却待我若子呀。

刘老师在他的书房里给我指点着，说：“……我本打算建议学校设立一个同学精英榜，后来……医不叩门、师不顺路，只要有学生愿意到我家来玩，特别是那些不准备考学的同学，我就一定要领着他们来看你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让他们知道，只要相信自己，对自己不放弃；只要有理想，心想就会事成……”

我激动地哽咽了：“老师，您是我最亲的人……”

“宝罡，你知道吗？”老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你，你，你不结巴了呀。”这是我加入省作家协会后的第五个春节。这年我33岁。

“来来，让你师母端出饭来，咱爷俩喝点酒。”刘老师激动地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对着我的脸频频点头。

“老师，老师啊，现在是下午3点，午饭刚吃过，晚饭还不到点呀。”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听老师的话不？你听老师的话不？”刘老师的眼里光芒四射。

我使劲点头：“我当然要听老师的话了。”

“嗨，这就对了，你老师我从来不喝酒，今日为你的成功，破例了。”刘老师牵着我的手，一起坐到餐桌前，他从柜子里翻找出一瓶五粮液，亲手打开给我斟满酒杯，“宝罡呀，你给你自己，也给你老师我，争脸了呀……我‘刘科学’的话没说错，世上的路千万条，只要心有理想，心想，事成！”

是的，刘老师的话没有错。我的结巴改好后，我在单位被迅速提拔为中层干部。后来，我还被作家们选举为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每当公司召开会议我讲话结束，或者对会员演讲，或者外出授课，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假如我还是结巴，能有今天的潇洒自如吗？

今年是刘玉新老师的80岁大寿，我们相识近50年，春节给他拜年我也已经坚持了40多年，但我从来也没有参加他的寿诞。这次，我提前和他的儿子商量：老师今年的寿诞，我一定要上门祝寿，并给老师带上真诚的祝福。

古时，男人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君亲师，现在新时代了，但我也依然要给贵人老师行跪大礼：祝老师寿比南山。

                     

作者简介：

戴宝罡，笔名林火，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