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

“咔、咔、咔”，“咔、咔、咔”……这是旱烟锅敲打土炕沿的声音。

少年时的后半夜，朦胧中时常听到睡在东间炕上的父母，趴在炕上抽旱烟。我知道，父母抽的是“愁烟”，为了哥哥们的婚事。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穷。大集体的日子,一年干到头，仅能得个温饱，经济收入好的生产队年底撒“决算”时多少能往家领点钱，而我们那样的穷队，年底向外倒找钱是常有的事。过怕了穷日子的姑娘们找婆家时，只要提到我们村，都忙不迭摇头。那时候我们村400多口人，竟有70多个讨不上媳妇的光棍,要是哪家小伙娶上了媳妇，简直像老辈子中了举一样风光。

我姊妹六个，上面是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大哥已经快30岁了，二哥、三哥也都到了娶妻的年龄，尽管他们个个身强力壮、为人憨厚，可没有哪个姑娘愿意跳进我们家这个“火坑”。眼看着三个成年的儿子整天晃来晃去的成不了家，父母心急如焚，夜不成寐。每每见了熟人，总是故意把话题扯到哥哥们身上，求人帮着给说媒。但空口白话的，人家无非是当面应承，过后没人真的给张罗。偶尔有人给提个亲，姑娘家一听是我们村，再一听我们家的情况，就没了下文。因此，随着哥哥们年龄越来越大，婚事也越来越难。

“要不咱也去找找张婆？”那一年麦收前，母亲试探着问父亲。父母都知道，张婆给人做媒，吃的拿的不算，做成了是要收一个猪头外加10块钱的。四邻村她给做成的媒不少，可都知这人心贪，许多条件差的人家不敢引她上门。父亲犹豫半晌，无奈地说：“试试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去了张婆家。早饭时，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张婆今上午就要过来看看。母亲急忙开始收拾家，并让三个哥哥换上虽打着补丁但比较干净的衣服。傍晌午时，父亲把张婆领进了我们家，母亲用仅有的一点白面擀了面条，又忍痛杀了一只当年养的小公鸡来招待张婆。饭菜上桌后，张婆并不客气，先是喝酒吃鸡，眼见吃光了盘里肉比较多的鸡块后，她熟练地拔下头上的簪子剔了剔牙，然后开始吃面条，两碗面条很快下肚，她打个饱嗝放下了碗。临走时，见地上放着哥哥刚刨回家的一捆葱，她像是突然看见了什么稀罕物一样指着葱说：啧啧，到底是勤快人家，你看这葱长得！父亲见状，赶紧知趣地把这捆葱递到来她手里。她接了葱提高了声音对父亲说：“大兄弟不是我说你，你太死心眼了，就凭你这家门，这几个棒小伙子，早就该请我来了。我手里的好闺女成把抓，你就等着听喜信吧！”几句话说的我父母心花怒放，忙不迭赔笑、点头。

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张婆那边来信了，说考虑到我大哥年龄过杠了，她在本公社的马家沟村给端量了一个姑娘，姑娘虽然背有点驼，但什么活不耽误干，人也不丑，约定在十九日赶集时双方看看人，父母及哥哥自然是高兴。十九这天一早，母亲从邻居家借来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让大哥换上，带上早就给姑娘准备好的见面礼：两块小手绢，一斤糖块。然后一路叮咛着带大哥相亲去了。

中午时，母亲和哥哥满面春风地回来了，说亲相得挺顺利，姑娘家的人一眼相中了哥哥，已经约好十天后姑娘家的人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到我家“看看家”，具体的“看家”要求等张婆来告知。而这时的哥哥根本没有挑选的资本，自然也同意这门亲事。那几天，父母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脸上洋溢着仿佛儿媳已经上了门似的笑容。

很快，张婆又登门了，她是来告知对方“看家”要求的。说“看家”时姑娘家姑姑、姨姨们要来六个人，包括姑娘以及张婆共八个人，每人要备一个礼包，包内一斤糖块，一盒香烟，另外给姑娘60元钱、两块做衣服的高价布料。父母满口答应，并留张婆吃饭。张婆坐在炕头上，屁股都没动，看样子本来就没有要走的意思。无奈，母亲赶紧悄悄去邻居家借面，又擀了面条。饭饱酒足后，张婆满意地下了炕，扭动着肥大的屁股来到院里，转身对我父母说：在那边我是费了不少口舌的，说咱是正经过日子的实诚人家，看家的东西和钱不能多要，这不？闺女家要这些要求不高是吧？父母忙点头回答：不高！不高！

我们小孩盼年似的数着天数，终于等到了姑娘“看家”的日子。这天早晨，我们全家人都忙活起来，父亲去了村头迎客，哥哥们挑水的挑水，扫院的扫院，母亲和姐姐则忙着洗鱼备菜，就连我们家的大黄狗好像也知道今天要来客，破例没有在街门旁撒尿。早饭后队里社员开始上工的时候，张婆带着姑娘家的人进了我们家。其实我们的家境一目了然，一家八口住着闯关东回来后盖的三间低矮的小瓦房，连个院墙都没有，房子也已经破旧，赶上雨天屋里还漏雨。姑娘的姑姑、姨姨们进了我家后，一个个暗递眼色，直皱眉头，在地上转来转去就不脱鞋上炕。在张婆的巧舌撮合以及父母殷勤挽留下，她们才不太情愿地上了炕，开始喝茶吃桃酥。父母悬着的心这才放下，赶紧开始做饭。吃过饭后，姑娘的“观察团”们以及张婆到了我家院子一角，悄悄嘀咕着什么，样子想在商量“看家”的结果。最后，她们都换上笑脸进屋与父母拉了一阵呱，之后就带着礼包走了。至此，父母才算彻底放心，因为“观察团”总算认可了这门亲事。

接下来父母又开始为定亲的事担心了。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相亲、看家都是次要的，亲事能不能定，关键要看定亲时女方提出些什么要求。果然，父母的担心很快应验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张婆来了，带来了姑娘家定亲的要求：一是100元钱、六件衣服的布料、两铺两盖被褥；二是结婚后马上分家，不和我们搅合在一起，分家不认“饥荒”（不承担债务）；三是要三间大瓦房。这三个条件对于父母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知道，姑娘家提的条件并不过分，可对于我们的家境来说，却实在难以应诺。父亲一直低头抽着闷烟，母亲则央求张婆回去给说和一下，看能不能等姑娘过了门再盖房子，张婆则说她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对方不能再让步。直到点灯的时候，双方也没谈拢，张婆甩着脸子走了，头也不回。那晚，我们全家人都没吃饭，家里的空气凝固了一般。次日，张婆送回了看家我们给姑娘的60元钱两块布料。看着放在炕上的钱和两块布料，母亲忍不住抽泣起来，那带着绝望的抽泣声，我至今记得。

经过这事之后，父母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烟锅敲打炕沿的声音也依然在天天的后半夜里响起。

转眼到了秋后，有天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明年开春盖房子。父亲的决定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要知道，盖房子对于当时的我们家来说，简直是一个超出现实的奢望。以至于当有的街坊听说我们家要盖房子时，都暗自撇嘴：梦话吧！可父亲显然是早有谋划，说：盖房子地皮大队给，石头、泥沙我们自己备，劳力家里有，到时候邻居也有帮工的，买砖瓦木料加上石灰不用1000块钱，我们现在攒了400多块钱，圈里的猪年底卖了，能见七八十块，再想法借借就够了。父亲的话一下子让全家人振奋起来，之后，一早一晚哥哥们便跟着父亲上山打石头，用独轮小推车往家备泥沙，有月亮的晚上都干到半夜，忙了整整一个冬季，终于备齐了材料，填平了房基。第二年天刚转暖，我们家便动工盖房子了。父亲找来了木匠做房架，干过瓦匠活的他则自己垒墙，邻居们也有来帮工的，哥哥姐姐包括我也拼命帮着干活，忙活了一个多月，我们家的三间大瓦房竟然盖成了！家里有了新房子，也就意味着哥哥们找媳妇有了“硬件”，那些日子，父亲经常看着新房子抽烟，脸上挂着不多见的欣慰。

有了新房子以后，父亲的心里显然多了几分底气。遇到熟人依然是求人帮哥哥们说媳妇，并且最后总是不无自豪地加上一句：房子是现成的。可实际上，三间瓦房并没有让哥哥们顺利地找到媳妇。直到房子盖好第二年的秋天，才有一个远房的姑姑做媒，说她有个自家侄女，在她多次说和下，愿意嫁到我家，只是因为大哥年龄已经“过杠”，这闺女想嫁的人是二哥，并且要求过门后就分家，不认“饥荒”。父母自然是高兴得很，千恩万谢地接待了那个姑姑。接下来就是张罗着“看家”“定亲”。到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用三间瓦房以及几乎所有的财力把二嫂娶进了我家。此时，父母的心中终于有了些许做公公婆婆的自豪感，他们觉得在街坊邻居面前，总算是“拔上了一口气”。

然而，父母的自豪感很快就被现实撞击得粉碎。因为我们家的日子依然没有起色，二哥结婚后，父母每每求得亲朋给大哥做媒，人家一听大哥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都摇头叹息说:这个年龄了，不好叨叨！父亲便迅速降低条件说：有招养老女婿或者离婚的也行啊。“慢慢打听吧！”人们常以敷衍结束与父亲的交流。这样时间一久，大哥的婚事再也无人问津。紧随其后的是三哥的婚事也成了难题。在一个个漫漫的长夜里，父母依然是抽着他们的“愁烟”。然而，当年那样的穷日子，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夜夜忧愁而改变。

直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家的日子才随着改革的浪潮逐步富裕起来。粮食，有了。钱，也有了。加之于当时的物价并不高，1983年，我们家一下子盖起了6间新瓦房，还买了当时全村第二台电视机。在之后的几年间，大哥、三哥、我和弟弟也都相继成了家。从那时起，我们再也没有听到父母用烟锅敲打炕沿的声音。记得那次我们照全家福时，看着儿孙满堂的热闹场面，父亲激动地说：虽然你们有的结婚晚点，可总算都成家了，当初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家能有今天！而看着父母过早白了的头发以及苍老的面容，我在心里说：一切都不怨您们，您们已经尽力了。作为儿女，一辈子也无法报答您的大恩。

如今，父母都已过世，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总是泪水盈眶。

作者简介：

于建勇，海阳《林麓文学》编委，现供职于海阳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