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在德国有15年的历史了，在德国华人中家喻户晓。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 了该报的记者兼编辑红柳，于是《华商报》和我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步。上个月，我的文章《怀念我的奶奶罗万芳》刊登在《华商报》第297期上，算是我和它的第 一次亲密接触。巧的是，9月2日，我在杜塞尔多夫参加北威州投资署举办的“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时，于济济一堂的600中外宾客中，与《华商报》的主编修海涛先生不期而遇，相谈甚欢。于是乎，《华商报》对于我来讲，不再神秘莫测了。
  10月1日至3日，我参加了《华商报》读者、作者、编者联谊会，这三天，我玩得不亦乐乎：去的地方都是我心仪的，有的地方我之前没留意过，但却恰恰合我这种文学中年的脾胃，为此我打算专门写博客、贴照片；参加者都是象我这样的爱好写作与文艺的人士，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华商报》的专职写手和忠实读者，大家志趣相投，真诚相待，惺惺相惜；主人家修总温文尔雅，人人在他眼里都是美女帅哥，他的慷慨与幽默让人如沐春风；总策划红姐雷厉风行，快人快语，忙前忙后，让人不得不赞“怎一个女强人了得”。
  三天时间仿佛太短，但也足够，因为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已经累得不行，只想补觉，是的，累，但快乐着。
  我收到参加者名单的时候，把它拿给父母看，母亲说：“哎呀，高年生是我在北外的老师呀，个子高高的。你见到他，一定要替我给他带个好，我毕业之后就没再见过高先生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高先生和夫人是应修总之邀参加这次活动的，他们从中国来探亲，住在多特蒙特女儿家里。高先生届时将做一个报告，题目是《翻译漫谈：翻译中常见的一些错误》。我们抵达弗莱堡的当天晚上，与会者作自我介绍，我自己乏善可陈，三言两语了事，倒是修总帮我美言了二句，说我是川外的，我写的怀念奶奶的文章刚登在新出炉的《华商报》上，朋友们都很友好地与我致意。轮到高老先生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位女士问了他老人家一个问题，于是我乘兴对他说：“高先生，您的一位学生向您问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她？她的名字叫王荫祺。”高先生高兴地说：“王荫祺啊，杨武能的夫人啊，记得记得，他们在德国吗？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回答说：“在呀，他们都在德国，就在我家里呢，王荫祺是我母亲。”与会的朋友们听了，都欢呼起来，他们觉得这太戏剧性了。呵呵，世界真小啊，母亲在北外读五年级时(那个时候的大学是五年制)，高先生是他们翻译课的老师。
  别的与会者中我只认识瑛子和庸现。瑛子和我倒时不时见面，因为我们两个的女儿都在明德中文学校念书，每个周六我们都要送孩子上中文课，风雨无阻。我们还是博友，经常文字互动。瑛子最近可火了，她的博文《德国小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上了新浪博客首页，访问量激增，瑛子是中文系科班毕业，在国内时做过记者，写的文章务实和贴近生活。
  庸现是成都人，和我一样，都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科班出身，她比我高几届，我进校时她已经毕业了。第一次见到庸现还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玲的生日聚会上，当时的她给我留下了可谓不可磨灭的印象。她那酣畅淋漓、狂放不羁的舞姿让我惊为天人，一个中国女人舞得这么激情澎湃、这么自我忘我、这么旁若无人、这么投入和生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转眼11年过去了，我们中间一直没再见过面。这次乘着《华商报》的东风，我们重逢在弗莱堡这座美丽的黑森林之都，我俩都很高兴， 互相吹捧了一番，原因是玲在她面前夸我，又在我面前夸她，我们都只听见对方的能干与好了。
  当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俞可教授做题为《关于中德高校教育》的报告时，株株横空出世，与俞教授展开了唇枪舌战，现场气氛好不热闹，大家都被株株的激昂与淘气逗得笑了起来，这么个较真的生物学博士兼孩儿他妈，与留德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俞可教授PK上了，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的是瑛子的一句注释，坐在我旁边的瑛子指着本来乖乖坐在我俩对面，而此刻竟激动得站了起来、手舞足蹈的株株说：“她就是虫妈。”“啊，她就是虫妈呀？”我张着嘴大惊道。要知道，虫妈是瑛子博客上的常客呀，总留个言什么的，和瑛子粘糊着呢，我每次去瑛子那里串门都能见到虫妈的脚板印，故虽然从来不认识虫妈，但感觉上是个老熟人了。我和株株一见如故，她告诉我，她的博客专门写儿子的成长与教育情况，希望借此给有心人提供一个德国教育状况的真实描述。株株是她在《华商报》的笔名，我以前没留意，待我回家一翻近几期《华商报》，可不是吗？什么喂母乳呀，什么帮助儿子小升初呀，统统都是株株的大作。以后，我又多了个玩伴，多了一个串门的地方。见字如晤，就是博友们之间最好的互动与问候。
  其实，这三天下来，我个人的见闻、感受和心得，非这只言片语能够囊括，不过，参加本次活动的大都是写作高手，大家群情澎湃，肯定都会提笔捉刀描述一番，我这个码字新手的班门弄斧就点到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