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拾珍（十）——读《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是附于袁无涯刻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卷首的一篇文章，全文共十条，文辞优美，言简意赅，说明《忠义水浒全书》出版的意义、体例、沿革、评点原则等事项。 

朱一玄先生编辑的《水浒传资料汇编》把这篇文章的作者确定为袁无涯，在文尾注明这是根据袁中道的《游居柿录》。严敦易先生在他的《水浒传的演变》一书中，经过考据，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杨定见。

我近日拜读这篇文章，有一些收获，写在下面。为了较好的理解原文意思，我把自己的想法附于原文的后面。

第一条：传始于左氏，论者犹谓其失之诬，况稗说乎！顾意主劝惩，虽诬而不为罪。今世小说家杂出，多离经叛道，不可为训。间有借题说法，以杀盗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仃拾而非全书，或捏饰而非习见；虽动喜新之目，实伤雅道之亡，何若此书之为正耶？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

吴：这一条是说明刻印这本书的意义。以左丘明、班超、司马迁的经典著作相比于《水浒传》，说《水浒传》小说具有“《春秋》之遗意”，适于传播。

“仃拾”，查《新编汉语辞海》，有饾饤（dòudìng），陈设在盘子中的果品等食物。比喻堆砌罗列词藻：无饾之失。此处的“仃拾”应该做堆砌罗列解。

第二条：梁山泊属山东充州府，《志》作泺，称八百里，张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难于贮水，则亦不小矣。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

吴：由“泊”、“泺”考据“浒”之由来。“海滨之思”，身处江湖，心居庙堂者也。

第三条：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

吴：言忠义，百廿回，是这本书的基本特点。此前未有言忠义者也；此《水浒传》百廿回本也，故曰“忠义全书”。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将“忠义”冠于书首标题，更在其序言中阐明“忠义”之由来，可谓首倡。然此条称之为“李氏”，必定不是杨定见的口气。杨定见以李卓吾门人自居，断不能称自己的恩师为“李氏”。

第四条：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

吴：明代“书尚评点”，但是好的评点不多。李卓吾先生的评点“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所以是“评点所最贵者”。

这一条提出了衡量评点效果的标准：一是“能通作者之意”，二是“开览者之心”。达到这两条标准的才能是好的评点，否则就会“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关于这方面，我有《水浒传小说研究中的“通作者之意”》一文，详细理解。

第五条：此书曲尽情状，已为写生，而复益之以绘事，不几赘乎？虽然，于琴见文，于墙见尧，几人哉？是以云台凌烟之画，幽风流民之图，能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则像固不可以已也。今别出新裁，不依旧样，或特标于目外，或叠采于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为贵也。

吴：“写生”与“绘事”兼顾，是这本书的好处。虽然这是出版商的广告语，但是语言精练，文采毕现。其为冯梦龙所作乎？

第六条：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

吴：胡适先生对于此说不以为然，以为言之无据（见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我却觉得这一条列举了许多《水浒传》小说流传史上的现象，这应该是考据《水浒传》小说版本的形成与演变的重要线索。其所以重要，在于这一条透露了古本有罗氏“致语”和“灯花婆婆”等事，此其一；又言“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此其二；“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此其三。这三点概括了古本形成与演变的基本情况。

《水浒传》小说第五十一回描写白秀英在勾栏表演中有“开呵”，“念诗”，“开话”等情节，这是宋元年间说话艺术的特点。《水浒传》小说由说话的话本演绎而成，成书后仍然带有话本的痕迹，“致语”和“灯花婆婆”应该就是此类。古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仍然带有说话话本中的“开呵”成分，亦属正常。随着小说的文人色彩的加重，话本中的“开呵”成分逐渐淡化，代之以诗歌作为开场白。此所以“致语”、“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也。我们现在看到的冯梦龙小说，在讲述本题故事前，往往先说一段小故事作为“致语”。大约元、明时期的《水浒传》小说也带有这样的特点。

关于“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也是《水浒传》小说形成与演变的重要线索。“征四寇”曾经独立成篇，在袁无涯之前，就有人对于四大寇的故事情节进行“酌损”，其结果是“皆失”。直到袁无涯，才把“征四寇”的故事情节融入一百廿回本《水浒传》小说。“皆失”的还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现在袁无涯的一百廿回本编辑、刻印成功了，这是《水浒传》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发凡》的作者在说了“古本”后，接着又说“旧本”，即郭武定本。郭勋刻印《水浒传》，是在嘉靖（1521——1566）年间，有的学者考据认为是1532年前后。袁无涯刻印《水浒传》是在李贽死后（1602年）的若干年。二者相距近百年，所以《发凡》的作者称郭勋刻本为“旧本”。“旧本”有如下特点：一是 “移置阎婆事”；二是“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三是“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这三点也是《水浒传》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线索。“移置阎婆事”，现在已经明了，无须争议。“去王、田而加辽国”说明在郭勋以前的“古本”中已经有了“王、田”故事。当然，这个“古本”很可能只是诸多话本的集合，并没有成为完整的小说。“加辽国”是郭勋刻本的一个特点，是不是由郭刻本始创，不得而知。“去王、田而加辽国”，形成百回本，有说天都外臣序本即郭刻本，天都外臣序本产生于1589年，郭勋逝于1542年，其间距离约五十年。而袁无涯本距离天都外臣序本又二十余年矣。

关于“去王、田而加辽国”，王利器先生有新的理解。他认为这里说的是《水浒传》小说第七十二回的故事情节。“柴进簪花入禁院”，看到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郭勋本修改了这个故事情节，去掉了“四大寇”中的王庆和田虎，增加了辽国。这样就使原来描写的屏风上面的“四大寇”变成了“三大寇”。王利器先生的考据在日本无穷会藏本中得到了验证。关于这一点，王利器先生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校注》一书的序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发凡》作者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小家照应之法”。既然书中没有王庆和田虎的故事，那么在屏风上面“去王、田而加辽国”，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是一种“照应”。

王利器先生的《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序”自署日期为1990年5月1日，首次公开发表于1991年7月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插图水浒全传校订本》（实际是重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水浒全传》）卷首，次年1992年1月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王利器论学杂著》亦收录此文（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版《王利器论学杂著》未收此文），题目改换为《<忠义水浒传>郭勋刻本和李卓吾评真本之发现》；后又以《李卓吾评郭勋本<</span>忠义水浒传>之发现》为题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三期上，字句略有调整，加注三条。

“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是现在流行的《水浒传》小说的故事特点，那么“古本”中有关于王进的完整故事吗？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古本”中，王进的故事与王庆的故事曾经为一事。然而“古本”不可见，推测终究难以令人相信，这里面的“水”依然很深。

《发凡》的作者所说的郭刻本这三个特点，为我们画出了郭刻本的大致轮廓。

第七条：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

吴：这一条继续说郭刻本。随着《水浒传》小说文字的不断完善，在删去“致语”、“灯花婆婆”等话本的累赘之后，代之以诗词。然而诗词也有妨碍故事情节的情况，所以郭刻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但是这只是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好的诗词具有“形容人态，顿挫文情”的作用，“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这就不是“烦芜”而是好处，应该保留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大约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传》小说中的诗词，都是经过斟酌损益，从正反两个方面考量之后而保留下来的。

第八条：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如首引一词，便有四谬。试以此刻对勘旧本，可知其余。至如耐之为奈，躁之为燥，犹云书错。若混“戴”作“带”，混“煞”作“杀”，混“闩”作“拴”；“冲”“衝”之无分，“径”“竟”之莫辨，遂属义乖。如此者，更难枚举，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回远者例观，音异者别出。若半字可读，俗义可通者，或用略焉。

吴：“订文音字”，是说文字的校订与注音。袁本在郭本的基础之上，对于“书错”、“义乖”者，又做了一些校订，所列文字可以作为版本辨别的证据线索。

第九条：立言者必有所本，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证他书。况《宋鉴》及《宣和遗事》姓名人数，实有可征，又《七修类纂》亦载姓名，述贯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弁简，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览记，以助谈资。

吴：袁无涯刻本有“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今本未见也！

第十条：纪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传中李逵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如鲁达、林冲、武松、石秀、张顺、李俊、燕青等，俱可别作一传，以见始末。至字句之隽好，即方言谑詈，足动人心。今特揭出，见此书碎金,拾之不尽。坡翁谓“读书之法，当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说尚有如此之美，况正史乎？

吴：仍说这本书的好处。李逵已提为《寿张传》，鲁达、林冲、武松等人“俱可别作一传”。

从《发凡》这十条文字的语气看，这应该是编辑、刊刻者所言，袁无涯刊刻《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有陈无异（县令）、杨定见、冯梦龙等人参与其中。袁无涯虽然刊刻了许多书籍，但是并没有文集传世，其笔力可知。杨定见写作《发凡》的可能性，由第三条中的语气亦可排除。那么，《发凡》的作者就以冯梦龙的可能性最大了，或许是袁无涯委托冯梦龙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