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现实与今日新闻暴政

我们发现甲型H1N1流感新闻报道留给我们的思考与教训是，在议程和决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卫生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媒体议程。例如，由于乙肝、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更为严重的疾病，或称“我们自己家人的病”上不了新闻头条，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媒体环境简单定义为“媒体的商业化”。今天的媒体的定义是：那些刊登广告的东西简称为媒体。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还是报纸，一切都是为了广告收入。媒体作为一个商业企业，获取利润是其终极目标。媒体采集制作新闻是赔钱的，只有把通过新闻报道获得的受众注意力卖给广告商，才能获取利润。正如医院靠病人挣钱，酒厂靠酒鬼挣钱，烟厂靠烟民挣钱一个道理，报纸靠读者挣钱，广播电台靠听众挣钱，电视台靠观众挣钱，网站靠网民挣钱。但是，大多数读者购买报纸是为了看新闻而不是看广告，没有新闻就没有读者。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3个要素： 1. 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 2. 媒介奇观； 3. 热闹话题。

什么是新闻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闻的受众，即新闻要满足受众的需要。新闻报道的事实、观点、画面和声音必须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媒体可能会夸张编造。T（Time）指的是新闻的时间要素和时效要素两个维度。记者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满足自己所在媒体的截稿时间规定；二是与媒体的竞争对手在新闻报道上抢夺第一时间新闻。由于今天争抢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成立新闻的第一定律，结果新闻的真实性成了第一时间的牺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访和材料积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实，抢夺第一时间的后果是，很多报道是道听途说。M（Money）指的是新闻报道与金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报道作为电视广告之间的插曲或是为报纸填补空白的东西，新闻报道通过抓取眼球，满足广告商对潜在客户的影响和渗透，为媒体获得其最终需要的利润。

新闻奇观要求新闻能构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让人看了之后惊讶地叫起来，称之为尖叫新闻学。就像911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击倒，大家看了就尖叫。从禽流感到猪流感，都构成了媒介奇观。媒介奇观需要一个好的画面，这对公共健康报道提出了挑战。报纸上的新闻故事和图片印刷出来后，大家觉得好看，就是重大新闻。观众和读者对新闻的重要与否，多是以新闻好看或是不好看来判断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如果画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当年很多人关注“非典”，是因为媒体上每天制造一个令人惊叹的媒介奇观——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观带来的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2003年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就是“非典”。2003年全国因“非典”死亡人数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结核死亡13万人，因肝病死亡50万人，所有这些疾病的报道的总量加在一起，连“非典”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再如，为什么社会如此关注禽流感？禽流感也是好看的画面。禽流感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国从2003年到目前一共25人，平均每年4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救活1%的禽流感病人，能救活多少人？中国目前每年死于肝病50万人，如果政府增加投入，每年减少肝病1%的死亡，能救活多少人？政府的关注、卫生部门的投入和媒体的议程设置对哪个疾病的增加会对中国人的健康贡献更大呢? 看所谓“猪流感”画面。通常情况下，作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体对猪是排斥的；但是，自从猪流感暴发后的第一个月里，其电视台和报纸每天连篇累牍的新闻和画面都是关于猪的。猪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病毒从猪传染到人没有得到证实。但为什么猪流感获得了如此过量的报道？这种疾病不仅画面在媒体上“好看”，名字在媒体上也“好听”。如果当初就公布为甲型H1N1型流感，就很难获得今天这么多的关注。

作为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民族，中国许多读者认为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是最可信的，对网上流传的消息也多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于是我们生活在媒介化的现实世界里。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的暴政。今日新闻暴政体现在：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比如，如果今天上午国务院讨论关于医改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但早上的媒体上全是猪流感的头条报道，结果，医改的讨论可能让位于猪流感的讨论，而关于医改的讨论只能一推再推。与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议程被当日头条新闻取代。

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Susan.Moeller在她的《媒体如何兜售疾病、饥荒、战争和死亡》一书中写道：“媒体通常把公共卫生等事件塑造成戏剧事件，他们报道疫情的手法与报道其他事件的手法无异，都是公式化的报道角度，煽情的语句和仅仅参考美国人的说法。大部分文章更加倾向于制造比事实更加恐怖的公众情绪恐慌。”面对这样一个兜售疾病和今日新闻暴政的时代，如何做好公共健康新闻的报道？2003年的哈佛大学《尼曼报告》指出，报道公共健康卫生的记者需要掌握专门报道医药、科学的特殊技巧。但是，在中国，由于大部分从事疾控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时政或财经记者，中国只有个别记者有医学院的背景，公共卫生记者需要对生物学、实验科学、临床医学有基本的熟悉。公共卫生还是政府行为，所以记者还要能解读政府预算、政策和在此背景下报道科学问题的能力。由于多半为文科学生,没有理科背景，多半没有基本的数学素养，对数据不敏感，中国记者在报道健康新闻的问题时，他们更对人的故事和内幕感兴趣，他们热衷于社会新闻、丑闻、绯闻。国外研究公共卫生报道的学者发现，由于多数记者对科学和医学没有专门知识或不感兴趣，公共卫生报道往往过分追求戏剧冲突,常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