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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9 1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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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作业 |
先秦
一、《左传》的文论观点
1、赋诗言志
不歌而诵谓之赋。“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但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比较狭隘，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是一种观点，赋诗言志是一种现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请郑国七公子赋诗时说“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即是要看看他们的政治态度、理想抱负，所谓“赋诗言志”，乃是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
2、观志观风
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传》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评论中。当时诗和乐是不分的。观乐实际上同时也是观诗，评乐实际上也是评诗，季札的审乐观诗完全把文艺作品看作是政治状况的反映。
他说《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认为从二南中反映的民情可以看出它已经奠定了周代教化的基础，虽尚未尽善，但民心劳而不怨。
歌《郑》之后，他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认为音乐之繁琐细碎，象征郑国政令苛细，百姓无法忍受，是“先亡”的征兆。
乐工又歌《小雅》，他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认为音乐中表现出百姓虽有忧心而无背叛之意，虽有怨愤而不尽情倾吐，不直接明言，说明周德虽衰，而先王之遗民尚在，风教犹存。
季札从音乐（包括诗歌）的风格上去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从而借以辨别政治优劣，风俗好坏。
3、三不朽
“三不朽”的典故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指树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养，给人们树立道德方面的榜样。立功的意思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大功。立言，就是以救世之心著书立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二、孔子文论要点
1、论诗
① 与修身联系密切：
《论语·泰伯》篇记载，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孔子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兴于诗”，据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孔子认为《诗经》提供了具体、感性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仪的依据。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也正是从修身必先学诗的角度提出来的。
② 与外交、政治联系：
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有现实根据的。从《左传》等书的记载来看，《诗经》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③ 对《诗经》文论总结：
《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语助词解，没有实际意思；而是做思想内容解。“无邪”即是“归于正”。孔子的“思无邪”说和《诗经》实际内容上的矛盾，是孔子基本思想矛盾的反映。孔子理解的“无邪”并不像后来汉儒、宋儒那样狭隘，他既对《雅》、《颂》给以很高评价，但从“可以怨”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赞同像《伐檀》、《硕鼠》、《七月》这样的作品。对于那些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有些他可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风尚和《诗经》的特殊地位，做了一些附会政治、道德内容的解释，但是不能根据这些个别例子来判定他对所有这类作品的理解。孔子对《诗经》中表现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愿望的作品和表现下层官吏牢骚不满的作品的肯定，适合他提倡“仁”的思想的新内容相联系的，也正是他重视人的价值，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在文艺思想上的表现。孔子“思无邪”的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2、论言辞
① 《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辞达而已矣。”孔子认为语言文辞的作用在于充分地表达人的思维内容，也就是说，形式的根本目的在完美地体现内容，不必要片面地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和言辞的华丽。
② 对言辞作用的重视：
《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曾有“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主张“言”要有“文”，即是强调文辞应当有所修饰，形式也是要讲究的，然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并使它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孟子文论要点
1、以意逆志
《万章》上篇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的错误理解，指出要全面确切地理解诗的内容，必须善于“以意逆志”。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读诗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以及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形象对原诗本意的认识，应当“以意逆志”，即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
2、知人论世
如何正确做到“以意逆志”，孟子认为必须要能“知人论世”，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状况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状况。《万章》下篇中说：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
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说：“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3、知言养气
“知言养气”说是孟子哲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但对后来文论中的“文气”说具有奠基作用。《公孙丑》上篇云：
（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是指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所以说这种“浩然之气”是“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无是，馁矣。”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具备一种崇高的精神美、人格美，就能“知言”：不仅自己言辞理直气壮，而且善于辨别各种错误的言辞。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孟子所说的“气”是仁义道德修养的结果，是可以学而后至的，而非先天个性气质特征之表现，因此与后来曹丕所论文之“气”不同。
四、荀子文论观点
1、宗经、明道、征圣之先声
在文学批评上，荀子认为应当以“道”作为最基本的标准，一切言论行动包括文学在内都应当合乎“道”。而在“明道”的方面，应当学习先王、圣人，以他们为榜样。圣人所留下来的经典，如《诗》《书》《礼》《乐》《春秋》等，则是圣人“明道”的代表作。所以，在荀子的思想里已经具有明道、征圣、宗经思想的萌芽。然而，这又不等于是提倡复古，它应当是与适应新的变化、符合现实需要相统一的。他要求以道、圣、经的原则来指导现实。
2、论言辞
对内容的要求：合先王之道、纯正、有用。
对形式的要求：要有美感
对具体概念逻辑的论述：
3、论音乐
音乐起源于人的内心，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通过音乐可以进行教化指导：“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音乐是社会治乱、风俗人情的反映：“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五、庄子文论要点
1、崇尚精神自由
神龟的故事：去矣，吾宁曳尾于涂中。
2、崇尚自然真淳
庄子强调“天道自然无为”，“道”是不能以人为力量去改变的自然规律。这种哲学观点反映在文艺美学方面，就形成为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造原则。
3、得意忘言
以老庄为代表的的道家，主张行“不言之教”。庄子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他认为言不能尽意，圣人之意是无法言传的，所以用语言文字所写的圣人之书不能真正体现圣人之意，不过是一对糟粕而已。实际上庄子也不是不要语言文字，不过，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不过是表达人们思维内容的象征性符号而已，是暗示人们去领会“意”的一种工具罢了。《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但“言”本身并非“意”，它是不能尽意的，然而它可以像筌蹄之帮助人们获得鱼兔一样，也可以帮助人们“得意”。“得意忘言”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然而要运用语言文字的矛盾之基本方法。
4、心斋、坐忘、虚静状态的推崇
“虚静”是庄子所强调的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是能否创造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虚静”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无知无欲”，“绝圣弃智”。
他所提出的导致“虚静”的方法：“心斋”和“坐忘”。《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要废止人的感觉、知觉器官的作用，使自己无知无欲，绝思绝虑，进入空明寂静的心理状态。又，《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
“虚静”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可以使人进入到一个“大明”的境界，能从内心深入把握整个宇宙万物，洞察它的变化规律。《天道》篇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精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
5、对浪漫风格的描述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姿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注：
〔1〕芴漠：芴通惚。恍惚茫昧。无形：无形迹。〔2〕并与：同在，并存。〔3〕神明往与：与造化同往。〔4〕芒乎何之，忽乎何适：恍恍惚惚到哪里去。〔5〕毕罗：全部包罗。〔6〕莫足以归：无所归属。〔7〕谬悠：虚远。不可思议。〔8〕荒唐：广大。弘广。〔9〕无端崖：无头绪无边际。端：头绪。崖：边际。〔10〕恣纵：恣意发挥，不受束缚。不傥：不偏执一端。〔11〕不以觭见之也：不持一端之见，不有意立奇。觭：借作“奇”。〔12〕庄语：严正的话。〔13〕敖倪：即傲视。
译：
[天地之初，]空虚寂静，没有形象，[万物既生，]千变万化，没有固定。是死亡的呢？是生存的呢？天地是不是并立的呢？神明（阴阳）是不是运动的呢?芒芒昧昧的，究竟是怎样生出的呢?恍恍惚惚的，究竟要往哪里去呢?万物无所不包，总也找不到个归宿。古来的道术有着意这一方面的。庄周听到这种风尚，就感到喜欢。他用虚诞悠远的学说、广大空廓的言论，没头没脑、没边没缘的辞句来说教，乃是高谈阔论，而不直言了当，不用一端表达。他以为天下都是沉溺混浊的，不可以和他们谈正面的话；所以用支离荒唐的话来推广事理，用重复前人的活来证实事理，用别有寄托的话来推广事理。独自和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视万物，不谴责是非，和世俗一同居处。
两汉
六、《史记》
1、发愤著书
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不病而呻吟也。
2、对屈原的评价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的发挥，更加突出了《离骚》的“怨”的特点。他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当时朝廷邪正不辨，是非不分，小人当权，贤人被馋，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身被流放，穷愁潦倒，为此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离骚》之作。司马迁认为屈原和宋玉等最大的不同是他敢于“直谏”，不顾个人荣辱安危，为国家和百姓利益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3、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其语言华丽，风格浮夸，目的在于讽谏。
七、扬雄
1、征圣、宗经的主张
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即是所谓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
《发言·吾子》篇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要末也，好语而不要诸仲尼，语铃也。
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
2、论赋
他对汉赋的评价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早年喜欢汉赋，并给予较高评价，晚年则多所批评，甚至趋于否定。
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对辞赋的讽谏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晚年对辞赋的批评很尖锐，主要是认为辞赋片面追求形式上的靡丽，而背离了儒家传统以内容为主导、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扬雄要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事与辞相称，文与质相符。
“赋可以讽乎，不免于功也”“劝百讽一，曲中奏雅”“童子雕虫箓刻，壮夫不为”
3、对屈原等作家的评价
正面：对屈原的遭遇十分同情，肯定屈原品德的高洁：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反面：他对屈原为人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态度，自沉汨罗江。
八、诗大序
1、诗的产生和性质
继承了儒家文艺思想，认为诗“发乎情，止乎礼义”。
情志统一说：《诗大序》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而“志”正是在“情”之中的，故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2、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讽谏说）
诗歌是政治、社会关系的反映
诗歌对政治和社会关系产生教化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3、六义与正变
《毛诗大序》还全面总结了《诗经》艺术经验，把《周礼·春官·大师》中的“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其云：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指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
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毛诗大序》对风雅颂作了具体解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九、两汉对屈原离骚的评价
1、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他在《吊屈原赋》中充分肯定了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想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谗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但是他并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沉”。
2、继贾谊之后，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评论并给予了极高地位的诗淮南王刘安。其评论内容有三点：第一，他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意在说明屈原是借男女之情，抒发贤人失志之愿，坚持进步的政治思想，对腐朽、黑暗的现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第二，他赞扬了屈原与统治者不合作，能“出淤泥而不染”，“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寻求超脱现实的朴素纯真的美好理想世界，故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第三，他对《楚辞》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所谓“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说明《离骚》虽然写的是花草鸟兽、神话传说，但都包含有重大的社会现实内容，这就接触到了它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的发挥，更加突出了《离骚》的“怨”的特点。他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当时朝廷邪正不辨，是非不分，小人当权，贤人被馋，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身被流放，穷愁潦倒，为此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离骚》之作。司马迁认为屈原和宋玉等最大的不同是他敢于“直谏”，不顾个人荣辱安危，为国家和百姓利益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4、扬雄对屈原的评价：
正面：对屈原的遭遇十分同情，肯定屈原品德的高洁：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反面：他对屈原为人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够明智，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态度，自沉汨罗江。
5、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离骚序》：忠流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但也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异常激烈的批评，明确表示了对刘安、司马迁评价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屈原对上层统治者的批评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因此说他不是“明智之器”。《大雅》曰：“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然则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切狂狷景行之士。”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原则来看，臣对君“露才扬己”即是不敬，“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更不符合于臣道，违背了“君为臣纲”，而“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与最高统治者决裂，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6、王逸对屈原的评价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不同意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把《楚辞》提到了“经”的地位来加以肯定，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王逸按儒家称诗三百篇为“经”的方法，把《离骚》也称之为“经”。他正是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屈原的为人及其《离骚》等作品是完全符合于儒家思想的，《离骚》从思想到艺术都是模仿《诗经》的。
魏晋
十、《典论论文》文论观点
1、论作家：注重文与气的关系
《典论论文》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曹丕主张才性是一致的，是性决定其才。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讲的是文章中的气，它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2、论文体：四科八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为通才能备其体。”
3、论述文章的价值
曹丕对文章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十一、陆机的文论观点
1、文章创作冲动的产生
受自然界是物的影响；
受古人文学作品的启发，通过阅读文学典籍来获取灵感和写作素材。
2、论述构思时的思维活动
集中精神，不受外界干扰，统观全局，烛照万物，思虑清明，心神专一。
思维活动的活跃。
作家构思是伴随着鲜明的思维和想象。
构思与语言的使用分不开。
3、文章体貌风格多样性
《典论论文》提出文体分八体四类的基础上，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其风格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銘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陆机不仅研究了各种文体的风格特色，而且还从理论上总结了风格的多样化及其形成原因：
① 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物”本身是纷繁复杂，各有各的形状，没有完全相同的。他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② 和作家的个性、爱好密切联系。《文赋》中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③ 文体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特定的要求，因此表现在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差异。
4、文章的审美标准
① 遣言贵研。“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会意”指具体构思，“遣言”指辞藻问题“音声迭代”指语言音乐美。
② 应和悲雅艳。应，指音乐上相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呼应构成的音乐美，借此比喻文学创作上的风赡之美。和，指音乐上不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配合构成的和谐音乐美，借此比喻文学创作上风赡之美要和刚健的骨气相配合。悲，是以音乐上的悲音来比喻文学创作要能充分体现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能真正感动人，反对“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雅，就是反对文章的轻浮格调。艳，要求文学作品有很高的艺术美，这种艳是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对形式提出的要求。
③ 提倡独创：“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南北朝
十二、钟嵘《诗品》的文论观点
1、论述诗歌产生的根源和艺术
根源：
社会环境：生离死别，聚会
自然环境：季节变换
艺术：
①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赋也。”钟嵘把赋比兴的次序倒了过来，将“兴”放在第一位，改为兴、比、赋，这是由其深意的。因为“兴”是突出地表现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的。他将“兴”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
② 诗歌艺术的标准：钟嵘把“建安风力”作为五言诗应该达到的美学标准，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他把曹植作为“建安风力”的最杰出典范，《诗品》中说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左膀右臂是刘桢和王粲。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王粲：其源出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
③ 自然方面：提倡自然真美，反对声律论，反对用典用事。
2、论述五言诗的历史发展
东汉末年日趋成熟，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建安（鼎盛）高潮：三曹和七子——太康（繁荣）——南朝（小高峰）
3、情兼雅怨和生活遭遇
评李陵：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结合身世评价钟嵘不是第一人，之前有谢灵运组诗八首《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其中有一首模仿王粲，诗前有一段话介绍王粲家世生平：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4、诗人的继承关系及其流派
按照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其渊源，他把五言诗人划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以《诗经》和《楚辞》分别为其源头。《诗经》又分《小雅》和《国风》两系。受《小雅》影响的比较少，主要有阮籍，其特点是怨雅而温柔。受《国风》影响的则比较多，其特点是怨雅而悲壮。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古诗和曹植两个不同分支，他说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古诗一系典怨重气，文辞较为质朴。曹植这一分支在怨雅悲壮的同时，文辞较为华丽，故钟嵘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受曹植影响的诗人，又可分为陆机和谢灵运两个不同分支。
《楚辞》这个系统诗人的创作特点是怨而愤，悲而少壮。直接继承《楚辞》的是李陵，钟嵘说他的诗作“其源出《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受《楚辞》和李陵影响的诗歌创作又有三个分支：班婕妤、王粲和曹丕。
十三、《文心雕龙》中的文论观点
1、基本思想
① 原道、征圣和宗经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文也。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征圣》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宗经》
② 正纬与辩骚
刘勰认为纬书“事丰其体，辞富膏腴”
刘勰对《离骚》的评价：
《离骚》与四书五经的同于不同：典诰之体，规讽之志，比兴之义，忠谏之辞（相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侠之志，荒淫之意（不同）。
刘勰把《离骚》放在文学书里，楚辞离骚的特点是艳、奇。
2、论内容、形式和体制
①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各有其重要性。
虎豹无文，则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同上
② 论内容：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同。——《宗经》
③ 论形式：“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圣文雅丽，衔华佩实”。
④ 文体分类和论述方法：
刘勰把文体分为33类，文学界限模糊的账簿、谱都收录进来。文学性较强的位置靠前，并单篇论述，文学性较弱的放在后面论述。
刘勰论文体的基本程序：原始以表末2，释名以章义1，选文以定篇3，敷理以举统4。
3、论风格与文风
① 与作家关系：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乘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其异如面。——《体性》
② 与文体关系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以乎清丽；赋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形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③ 风骨论
结言瑞直，则文骨成焉。意义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抒情必显。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辉。——《风骨》
4、论文学与自然景物时代之关系
① 文学与自然：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
② 文学与时代
社会治乱和政治污隆对文学的影响：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社会文化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东汉文章，华实相狭；西汉文章，质朴、雄厚，有纵横家的气息。
君主的提倡作用。
③ 关于文学发展的观点：踵华增实，厚古薄今。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梁初讹而新，从质从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
5、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① 创作构思与创作修养：注重虚静；构思是想象与情感的作用；构思时物、情、辞三者的关系；注重平时的修养与学习。
“养气说”：水停以鉴，火静以朗。无忧无虑，郁此情爽。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条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于针劳，谈笔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养气》
② 写作方法与技巧
三维法：情、事、辞。
是以草创宏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证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点，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溶裁》
对文辞等具体因素的探讨：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滕前句之旨。《章句》
③ 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
主观片面的文学批评观点产生的原因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读者的性情和爱好对文学批评也有影响。
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呢？
凡操干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文心雕龙》的局限性：过于崇信儒家经典；对质朴的文学作品注意不够，《文心雕龙》中没有收录陶渊明；对民间乐府、谜语采取轻视态度。
十四、《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龙》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论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十五、永明声律论
“永明体”主要指五言诗，要求格律对偶，运用时应该避免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声病，它利用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将四声音调不同的文字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组织起来，使文章产生抑扬顿挫的声韵美，这种方法和理论被称作“永明声律论”。
声律派代表人物沈约、谢眺、王融等发现了“四声”，它不仅是对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汉语音韵学的了不起的发现。它使诗文创作声律之美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gu上音）；汝南周顒（yong阳平音）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间，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提出四声差别，并将它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是南朝声律派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关于四声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运用方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曾有详细的论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又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在这种情况下，沈约等人又提出了“八病”的问题，这是说的几种需要防止的声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之中，对前四种病要求较严，后四种病可以不看做病。根据“四声”而形成的诗歌格律，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的。但是对格律的规定过于细密，是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反而达不到真正的目的，这就是后来钟嵘等人所以要严厉批评的缘由了。
十六、文笔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文笔”之说，始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文心雕龙》就曾一再采用“文笔”的概念。“文笔”是泛指诗赋、散文及各种应用文体，相当于汉代“文章”的概念。由于当时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人们不断从各种文体的性质上和形式上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于是又将“文笔”一词析之为二,即“文”与“笔”。
六朝时代把文章区别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类。文笔说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区别文学之文与实用之文,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它对我国文体的发展,扩大文学的社会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笔”之分,较早见于颜延之的“峻得臣笔，测得臣文”(《南史·颜延之传》)。《文心雕龙》也曾反复使用“文”、“笔”，如《时序》、《序志》等篇。在《总术》篇中，刘勰还对当时的“文”、
十七、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与魏、晋、南朝时期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则侧重于精神气质，“骨”则侧重于骨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沿用到书画理论当中。至于文学评论中的风骨论讲述的较为详尽的是《文心雕龙》：“是以怊伥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猷行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文心雕龙.风骨》）
“风骨”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审美标准，实是指作家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貌在作品中的体现。具体地说，风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特征。所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而“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感情愈强烈，气质愈鲜明，作品中的风也就更加突出，故“深乎风者，抒情必显”。骨是指作品中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精神力量，是语言文辞所依附的枝干，所以“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刘勰提出风骨是他对文学作品精神风貌美的一种要求，而他肯定词采华丽则是文学作品物质形式美的一种要求。
除刘勰外，南朝梁钟嵘也提倡风骨，不过他使用的词语是“风力”或“骨气”。从文学批评史上看，“风骨”说是从中国优良的文学传统中概括出来的，并为后代进步文论家所继承，它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十八、言尽意
语出《周易·系辞》：“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儒家是重视言教的，他们认为言是能够尽意的，故十分推崇圣人之书，奉为经典。孔子虽然认为要做到言尽意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圣人还是可以做到言尽意的。后来汉代的扬雄曾发挥此意道：“言不能达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为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所以儒家强调要努力运用语言去充分表达思维内容，尽量做到最精确的程度。
十九、言不尽意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与儒家相反。他们都主张行“不言之教”。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他认为言不能尽意，圣人之意是无法言传的，所以用语言文字所写的圣人之书不能真正体现圣人之意，不过是一堆糟粕而已。《天道》篇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他不可能把人的复杂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不过是表达人们思维内容的象征性符号而已，是暗示人们去领会“意”的一种工具罢了。“言”的目的在“得意”，但“言”本身非“意”。“得意忘言”便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然而要运用语言文字的矛盾之基本方法。后来魏晋玄学兴起，王弼正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二十、《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
二十一、诗经六义：风雅颂
二十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二十三、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二十四、《文心雕龙》文之枢纽前五章名称：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
二十五、《文心雕龙》中刘勰认为主观片面的文学批评产生的原因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读者的性情和爱好对文学批评也有影响。
二十六、钟嵘《诗品》中理想作品的标准以及最能体现这种标准的作家：
诗歌艺术的标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他把曹植作为“建安风力”的最杰出典范，《诗品》中说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左膀右臂是刘桢和王粲。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王粲：其源出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
二十七、王充《论衡》中关于人物层次的划分：儒生、通人、文人、鸿儒。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越通人，鸿儒超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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