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

对于上述修改，相信很多人都是拍手称快的。醉酒驾车一直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马路杀手之一：成都的孙伟铭案， 南京的张明宝案，台州的杨曙忠案——这些恶性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及其恶劣的影响，使人们谈醉驾色变。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案件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

然而，在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时，我们除了应该考虑它的必要性，同时也应该关注它的可行性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观之，现今的“危险驾驶犯罪”条款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是涉及法律的实质正义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是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要进行定罪量刑。表面上看来，这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罚金，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可能是一生的积蓄；对于富豪来说，却很可能只是九牛一毛。拘役更是如此:对于很多人来说，拘役和普通的治安拘留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差别；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及其他一些特殊职业人群，拘役就意味着犯罪，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果很严重。从这一点来说，醉驾入罪对不同人群的意义和影响截然不同，这样的条款没有做到实质上的公平。

其次，“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这样的措辞明显有立法情绪化的嫌疑。诚然，法律应该惩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如果不分情节、不论后果地打击所有有危害性的行为，其效果一定不尽人意。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乃至我国的禁放（烟花爆竹）令的失败，都是此种理论的最好例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醉驾入罪会为我们已经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刑事案件的受案率呈现出扶摇直上的态势，这使得本已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难以为继。对醉驾不分情节和后果的入罪，必将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增添一笔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将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追诉、审判和执行。尽管正义必须被实现，但只能以既有资源能够负担的形式实现，“昂贵的正义”绝非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