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祖国找放射性铀矿》一书的“第十三章、秦岭深处找铀矿的地质技术负责人”的第一部分“普查第十小分队的情况”

 1967年春天我被分配到11队5普查小分队当一名技术员。由于在名校中南大学学习时受名师的真传，参加工作后，就能独立工作。我的技术水平得到5小分队长程立晋和地质科的认可。1970年春季， 11大队掌权的造反派人事科负责人将观点相同人员组建一个第10普查小分队。由于程立晋队长的推荐，我就被破格提拔为10小分队的技术负责人，这是1965年同期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名大学生中，能当上分队技术负责人的独有我一人。

这个时期也是国家处于“文革”后期，已相对稳定。11大队也成立所谓的“三结合” 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有被解放的老干部、两造反派的头头。他们更加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大喊“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实际进入派性明争暗斗的决战时刻。“臭老九”的帽子仍然戴在知识分子头上，“臭老九们”必须努力表现，就怕再挨整。

我小时候是贫民的儿子，共产党把我这个闯关东受苦人的子女培养成人民的大学生。我毕业参加工作后，就成了被他们专政“九类阶级敌人”之中的最末一位——“臭老九”，让人想不通。

1970年至1971年之间，我是第10普查小分队地质技术负责人，就干了两年，这两年我身处政治上凶险环境下，我这个“臭老九”并不害怕他们整我。我到大西北来，就是为党、为祖国和为大西北做贡献的。抱着这个理想拼命工作。我的思想天真幼稚，生活习惯也很单调，也不愿靠近领导，更不会结党营私，因而当遇到那些整人的领导及帮凶时，就招架不了，使我处于不妙的境地。我在他们歧视下工作，还得拼命干活，不屈不挠的活着。也要忍受他们对我的折磨、侮辱。这让人从心里感到难受。

当我老了，写这段自己的经历，却又感到我为普查找矿所做的一切，“不是碌碌无为而悔恨”而是一段更加让人怀念世间少有丰富的人生岁月……

    10普查小分队人员组成

1970年春季，在原有的9分队人员的基础上，新从各单位调来指导员（党支书）吕存厚、队长张文良和技术负责人（我本人），几名技术员、一些找矿员和山地工人，晚些时候又调入刚参加工作的几名六八届大学毕业生，组成近三十人的队伍。

党支书吕存厚是爱整人的笑面虎

10小分队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吕存厚与5小分队长程立晋是同期1956年从山西农村招来的找矿员，他们先后被提升为小分队干部，但是他们人品相差极大。

    表面上吕存厚处事待人比较温和，也不大声呵斥人，但是他的内心总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整人也是没商量。想当高官，因名声太臭也不会升迁。而程立晋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管理、工作能力都很强，后来被提升为11大队副大队长。

1970年春天，刚组建的10小分队驻扎在蓝田401矿区大队部北侧，仅隔一条简易公路的闫家村，进行修整。

这时候，陕西省国防科委派来西安市微电机厂的工人宣传队，掌管11大队的一切权力。他们下决心大干一场，他们要对11大队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清队运动，首先要召开全大队的批斗大会，大造声势，为运动鸣锣开道。

    在中级干部参加的预备会上，工宣队领导让各单位上报五名准备被批斗人员名单。由于人们对“文革”中的残酷地批斗运动有些厌烦，都不愿意把自己单位的人拿出去批斗，除了三名打砸抢分子必须批斗之外，就很难再找到其他批斗人员。

    这时，一工区主任（原造反派骨干）把神经有问题的“臭老九”栗业滔报上去，想耍笑这个社会，逗着工宣队玩。西安市微电机厂工人宣传队的领导初到11队，那里知道11队的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文革”时激烈地派别斗争，加上所谓掌权人就是原单位工人中“造反派”，思想水平太低，就轻而易举地确定了第四名挨批人员是栗业滔。

    还少一名被批斗人员，这时，吕存厚抢功心切。他没有事，找点事。他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右倾言论的老找矿员姚原平推出去了。他就成了1970年3月5日全体职工家属批斗大会上的第五名批斗对象。

    老姚是1956年从江苏无锡市招工来的老找矿员，在1960年“反右倾”时，他说过对现实不满的话，当时也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仅是内部批评教育。现在老姚以一个老找矿员的身份从工区地质组分配到新成立的10小分队工作。10小队人员与他都不熟悉，他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惹谁、招谁。更没有得罪过吕存厚，却被10小队党支书献给西安市微电机厂派来工人宣传队中智力发育不全的领导，就成被专政批斗对象的第五人。这些领导对他献媚也没有做出什么表扬，而老姚却被押到有上千人参加批斗大会上，进行批斗，还要被批倒、批臭。最后将一个技术骨干老找矿员从10小分队下调到二工区的钻井队当一名劳动强度大的钻工。

我作为10小分队技术负责人对老找矿员老姚因十年前的事被批斗，深感不解。吕书记将手下一名老找矿员献给工宣队，他一定认为自己很革命，但在我的心里却种下了对他人品的怀疑，这位书记有点心狠手辣。

我被确定为政治落后分子

工宣队派人进驻10小分队，大抓运动，要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运动的高潮。

工宣队员是西安微电机厂的四十多岁老工人，领导我们搞政治运动。吕存厚当然积极配合，将我们全队三十人按着思想觉悟的高低分为三等，一等人是书记、队长、党员和小组长；二等是积极分子；三等是思想落后分子。我和没有文化的两个山地工人、不太爱说话的四个找矿员划归到第三等人。我作为大队直接任命的10小分队技术负责人，而且自愿投身大西北一心为党献身的技术第一把手也被他划到第三类人里。他的分类标准是什么？领导我们搞运动的工宣队员，不过是一个工厂的基层工人又有什么样的理论水平？可见他们那一群掌管运动命运的人，也是一些不学无术蠢材，不懂装懂的法盲。我过去根本不认识吕存厚，他又凭什么把我定位于落后分子。这说明当时我的处境多么凶险，我只能默默地承受他们的安排。但我的心里很不痛快，但是我毫不在乎。我心想人正不怕影子斜，我一个要为西北做贡献的人，又怕谁呢？我就是不找大书记谈话、交心。我当时就是个木头人，也不会搞人事关系，心想你们爱怎地就怎地吧。更认识不到，吕存厚所以对一个刚上任的技术负责人——热血大学生会有成见，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在作怪。在“文革”期间，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的人，我只能认命。（未完待续）

《我为祖国找放射性铀矿》一书21万字长篇回忆文学。电话13940841856

作者窦玉祥  网名老人与海  2024年8月26日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