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的杀手锏：恶趣味

去年以来，有一组新人受到业内的极大关注，他们就是好妹妹乐队，一支由两位大男生组成的乐队。他们完全依靠自我营销卖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唱片销量，据一位业内的朋友说，李宇春唱片的实际销量比他们多不了多少。（当然，不排除他有些夸张）

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大多数七零、八五前的业内朋友都表示并不太欣赏好妹妹乐队的歌，但更年轻的朋友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其中当然有欣赏习惯的因素，个人认为更多还是生活习惯使然——好妹妹乐队是一只属于SNS时代的乐队，他们在微博上肆无忌惮的“抖骚”、“卖萌”，他们的歌非常适合在微博上传播——无论《青城山下白素贞》（《新白娘子传奇》一直是各大SNS上的热门题材）还是《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网络名句），都非常能满足追求恶趣味的微博网友。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名字仍然很微博，叫“你妹电台”。

类似的例子还有某视频网站上的红人吴佳琳，她一直在创作和演唱网友“喜闻乐见”的歌曲。比如《师大妹纸歌》，比如《躺着也中枪》，又比如《我是我妈充话费送的吧》。这些歌曲从标题到作品都非常的“微博化”，自然，她的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也相当可观。

“恶趣味”一词源自日本，意思是不良的兴趣爱好。但是，从前被视为“不良”的兴趣爱好，如今已经被网友“喜闻乐见”，“恶趣味”也有了新的含义：喜欢看别人出丑、搞笑或幼稚的行为。而这种“喜欢”，往往并非恶意，反而带着一种自嘲和怜惜，于是“碧池”横行，“卖萌”无敌。这既体现了网络的文化解构力量，也是信息碎片化的结果。如果八零后喜闻乐见的“星爷”周星驰解构的尚且是完整的经典文本，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对文化的解构并重构已经碎到文字。最典型就是以“妹”为核心的各种恶搞：“你妹”、“妹纸”。

“小”时代的特征：不讲究

说得好听是不讲究，说得不好听就是简单、肤浅。

可这对于年轻一代的民谣歌手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如果说老一辈的民谣歌手都是写诗写出来的，那么新一代的民谣歌手都是上网上出来的，不同时代背景必然早就不同的创作手法，但对于相应的那个时代的听众来说，“感动”却并不会增减。

所以当阿肆唱“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的时候，新一代年轻听众听出的“心酸”未必会比老一代听众听张楚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听出的”心酸”要淡。

“深刻”还是“肤浅”从来都不是评判民谣的唯一标准。连周云蓬也用“恶搞”的方式（如《春歌》）来宣示自己不想再背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有时候，我们对于民谣过于强调其社会性和文学性，忽略了它的生活性。鲍伯·迪伦（Bob Dylan）的偶像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说“人民就是歌曲”，而他的歌曲一直都力求人民觉得通俗易懂，而迪伦还没有成为“迪伦”之前，在酒吧里也得靠着讲笑话和翻唱老歌来吸引听众。如果说民谣有什么标准，那么贴近生活一定是标准之一，“诗歌”什么的只是附加值。

而梁晓雪、Bloody Woods、刘于思（Randy Abel Stable）等年轻音乐人干脆更多选择用英文来歌唱，而且Bloody Woods选择的是北欧民谣、刘于思选择的是美式民谣。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在汉人的历史里，文字从来都比音符重要得多。但对于这些听英文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音乐首先是音乐，而不是语言。这可能也是新一代民谣歌手的歌曲不够深刻、诗意和讲究的原因吧——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器乐上。

“大”或“小”从来不是民谣的问题。恶趣味也好，不讲究也罢，从年轻一代民谣歌手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传承和坚守。那种对音乐、对吉他、对民谣的爱，从一代代人手里传递着，并终将一直传递下去。就像老狼在歌里唱的：“我终于飞上了蓝天，摆脱了无边无际的黑夜，不顾一切的向前飞。它抓住我的翅膀，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可它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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