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已刊《文学自由谈》2019年4期 

当下的文学评论的确需要反思了。缺乏独立精神，人云亦云，甚至为利益所买，成为金钱、权力的奴仆，亦非一日矣。界内界外，非议者很久了。但多数评论家依然故我，评论名刊也大都愿意锦上添花，刮骨疗毒不用说了，就是批评一下某大师的新作，也很少见到。不过，放眼全国，还是有一些评论家在顽强地维护着评论和评论家的尊严，对那些名家新作或旧作做严厉的批评。但这一批不多的评论家，却被妖魔化，被人赠上雅号：酷评家。一酷，似乎他们的文章也就没有价值了。古人说的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其实，如今是瓦釜被人错认为黄钟。这才是最可怕的。自然，作家圈也是良莠不分，草盛豆苗稀。在某些喇叭评论家的鼓吹下，平庸之辈跃居文坛显赫地位，而真正的优秀作家却“英俊沉下僚”，郁郁不得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并不少见。

我们是一个重视伦理的民族（求善，不求真），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虽然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现在有很多“学者”在否定“五四”，好像他们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贤人”），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甚至扩而广之，有“发扬光大”之势，只要是他们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别人就不能批评，否则就是“人人可得而诛之”。再加上畸形的市场化，这些“名家”已经有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就形成了。于是，批评就更艰难了，直接就是动别人奶酪，人家不急，才不正常呢。

还有文学奖项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让“名家”更是罩上了一层光环，和保护伞。作家也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某奖项，似乎获得了某奖项，自然就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奖项是怎么得到的（自然不乏潜规则，这里不需多言）。

我曾经说过，奖项只与作家有关，与文学无关。

一位作家写作一生，不是为奖项写作。奖项只是副产品，也不要太当回事。其实，说透了，有什么样的评委，就有什么样的获奖作品。你换一批评委，可能评奖结果就不会一样。如今，奖项如果与市场挂钩，那奖项肯定就会变味。王德威曾说，如果某部小说获得国内某大奖，那么，他们就觉得先放一放，都不愿意阅读它了。

在国外，报刊的书评，是独立的，批评家也是独立的。如果有谁胆敢去贿赂，或者做一点潜规则，后果就不可想象。而我们似乎相反。于是，一些名家看见谁批评他了，不是认真阅读文章，看他批评得有没有道理。而是马上就浮想联翩，觉得是有人要搞他（她）了，怀疑是不是一个团伙，甚至怀疑批评家是不是居心叵测，有什么背景。至于说批评家为了骂他（她）这样的名家而想成名，就更是普遍了。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说：“在德语世界，比我更尖锐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还多的是，只是他们怕惹出事端，所以从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你们说我尖锐，实际上，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加坦诚，仅此而已。”看来，欧美的一些汉学家不愧是汉学家，要靠汉学吃饭，就不能得罪中国的作家。某种程度上，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的作家确实承受批评的能力很弱（他们接受谀词的能力却极强），而且很容易把文学批评混同为人际伦理关系，所以有人批评他们，他们甚至会仇视批评家。

李健吾给文学评论以很高的地位，他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提倡“真正的鉴赏”，而鉴赏与欣赏的区别在于是否保持着挑剔的眼光和并不为作品感染力所左右的批判态度。我是喜欢李健吾的，也以他的这句话，作为我评论的座右铭。

我甚至想，没有挑剔的眼光，就不要从事文学评论了。西方学者认为，批评家必须有一种攻击性气质，否则就不合格。有评论家认为唱赞歌比批评更难，这就让人徒唤呜呼了。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说得很好。指出一部杰作的优秀之处，确实需要水平，需要艺术鉴赏力。但把任何一部劣作或平庸之作都谀评为杰作，甚至伟大之类，其实是批评家的可耻，是对自己职业的亵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而对一部作品的缺点，坦率指出来，说到点子上，却是一位批评家的职责所在。古人都清楚的道理，如今却似乎高不可攀了。

我2018年发表的文章有三篇反响较大，一篇是《莫言归来的败象》，掀起了很大的水波，也收获了骂声。莫言先生还专门写了一首“骂声如雷天外来，刀光剑影枪成林。”的“地沟油诗”。一篇是批评贾平凹《山本》的，一万五千多字，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这篇评论可能因为篇幅太长，而且学理性强，仅在圈内有反响。第三篇《“芳华”后的苍白与空洞——严歌苓小说缺失论》，在北美华人圈引起激烈争议。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商榷文章已经有三篇了。因为我确实只是文学批评，严守批评的底线伦理，我想，作家包括他们的粉丝是可以承担起这样的批评吧？结果好像我的估计有点高了。

李健吾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他批评一些评论家“只是一些寄生虫，有的只是一种应声虫。有的更坏，只是一些空口白嚼的木头虫。”我们如今的评论界，那种应声虫，甚至木头虫还少吗？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要说红包批评，圈子批评，现在多的是哥们批评，甚至马仔批评。批评家在某些“大师”面前的奴颜媚骨，让人汗颜。作为批评家，我们面对的只是作品。至于作家，我们尊敬他的人格，但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得那么低，都“低到尘埃里”了。批评家也有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批评家，还是批评家吗？一个情愿做马仔的批评家，还是批评家吗？他们的文字，还有骨头和棱角吗？布尔加科夫说，为金钱写作的作家是可耻的。那么，被金钱收买的评论家又如何呢？一个评论家的评论写作也是需要报酬的，这无可非议，但这并不表明得了报酬就可以人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且不说道德、人格之类，职业操守还是应该具备的吧。

王德威在和季进的访谈中说：“作为一个评论者，必须要有勇气说一些真话。我通常缺乏这样的勇气。”“既然没有这个勇气，就要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如果有了人情的包袱，你就更说不出什么了。”但阅读《当代文学：评论和翻译》这个访谈，他还是说出了很多真话，如对王安忆、余华、格非、李锐、阎连科、莫言等都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甚至说“《兄弟》更让我失望。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复旦的同事对《兄弟》有那高的评价？”季进也说：“是很奇怪。小说的上部还不错，到了下部则完全失控了，有失余华的水准。”（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这让我想起当年我撰写《《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时，他们甚至认为《兄弟》已经是文学史上的杰作了。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批评家，面对一部刚刚面世的新作，那种马上就要把它送进文学史的猴急劲，从来不想想他有没有这个力气。甚至动不动就说，可以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或者与西方某杰作并驾齐驱。还有一些批评家轻易地就把“伟大”这样的字眼给一部本来就很蹩脚的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似乎“伟大”就是手纸一样。

李健吾先生将评论家的身份看得极其尊贵。虽然他只有薄薄两册评论集，《咀华集》《咀华二集》，但却是久读不厌。比如他评论萧军、萧红，“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后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这句话，真说的好。

哲学家波普尔说，“缺乏批判的社会，只不过是蚂蚁的社群。”那么一个没有批评，只有谀词的文学界，会是如何的文学呢？又会是如何的一群作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