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的挑战和机遇

杨光祖

（文学评论家，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教授）

已刊《芳草》 2018年5期

可以说，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原有的乡村结构彻底被打破了，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信仰体系也瓦解了，邻里关系，也开始陌生化了。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地迅速推进，把农村带进了时代的快速列车，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一代新人产生了。而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却还停留在原有框架内，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状态、新的变化。

精准扶贫也做了好多年了，在此大背景下，看乡村的变迁，重新思考乡村书写，很有必要。

评论界一直有一个看法，我们的都市叙事还比较落后，但乡村叙事很发达，很成熟。其实，就新世纪文学而言，乡土文本的优秀之作，也不是很多，而且这些文本呈现的乡村基本是20世纪的乡村。有些虽然描写的是当下，但呈现出来的对象还在以前，比如，贾平凹《高兴》《带灯》《极花》等，虽然时代背景是当下，但由于他对当下农村的变迁并不熟悉，他熟悉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因此，书写的时候，无意识中渗透地还是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当下的乡村，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中国严格意义的乡村小说，应该从鲁迅先生开始。这之前的中国小说长廊里，农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书写对象。《水浒传》基本是游民文学，还不能说是农民。《西游记》典型的神魔小说，想象力真是伟大，让以后的中国小说都相形逊色。从鲁迅开始，中国才出现了一批专门书写乡村的作家，如，茅盾、冯文炳(废名)、沈从文、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他们的乡村写作大都是批判性的，有一种启蒙意识在里面。到了延安文学，涌现了一大批来自底层的作家，如赵树理、柳青，他们来自泥土，对乡村非常熟悉，文字底下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但由于学养的不足，视野狭窄，他们的作品如今已乏读者。大家认可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细节描写，但总觉得格局不大，立意不高。到了“文革文学”，就只剩下一个浩然。他的《艳阳天》《黄金大道》，不乏乡村的气息，但总的来说，已经是概念大于生活。至于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乡村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他的乡村题材小说，来自乡村，但超越了乡村，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成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小说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不论思想内容，还是小说形式，都是极富原创性和探索性的。鲁迅的伟大，恐怕短时期内无人能及。

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小说家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写作，刘绍棠、高晓声、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他们对他们所经历的那段时间的农村非常熟悉，下笔生动，细节丰富，一时吸引了很多读者，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小说。但是新世纪以来，乡村书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乡村书写与真实乡村的脱节。贾平凹、莫言等人熟悉的是以前的乡村，但80后、90后作家大都是都市孩子，或者是书香门第，他们对乡村已经陌生了。而乡村诞生作家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只有打工文学，很难再见到优秀的作家了。于是，我们发现新世纪文学对乡村的书写，经常出现空洞化、概念化、娱乐化的现象，那种翔实的细密的书写，很少见了。像柳青、赵树理那样生动的乡村书写，已成绝响。其次，即便一些作品在形而下方面的日常叙述应该说做得不错，但在更高层次的精神挖掘方面尚有很大缺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仅仅满足于现象描述，或者是对国家政策的图解，而对现象后面的东西追问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追问。我们不企求作家开出什么药方，那当然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作家“追问”，如果只是描述一下现状，那要作家干什么？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它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追问，只要你去阅读它，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打动任何一个读者的。你如果要从鲁迅小说中找那种非常详细的大段的乡村风俗描写，倒是不多，他擅长白描，寥寥几笔，栩栩如生，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到那种浓郁的浙江风味。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作家满足于现状的描述，缺乏理性光芒的观照，很可能是主体精神萎靡化的原因。我们很多作家仅仅满足于发表、满足于功名而写作，精神层面的能量严重缺乏，对现实生活缺乏有力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现代意识。

目前乡村书写进入困境，除了前面说的缺乏农村生活、思想穿透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程式化写作的出现。我理解大家所说的我国的乡土叙事非常发达，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化写作套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小说，至今也已近百年了，积累了一大批写作经验，也诞生了一大批写作套路。现在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乡村小说时，就现成地搬用这一套写法，最常见的就是苦难叙事、乌托邦叙事，前者写尽农村的苦难，甚至不惜夸大这种苦难，如弟兄俩一个妻子，一家子穿一条裤子等；后者则尽力把农村美化成人间天堂，似乎道德只有在农村还存在，一切诗意都在农村，而城市是不道德的所在，是堕落的所在。

我们要知道当下的农村，已非鲁迅时代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时代的农村，更不是赵树理、浩然时代的农村。鲁迅等作家写出了近代农民麻木愚昧的一面，解放区作家写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一面，新时期作家写出了农民改革开放后的欢乐。这些写作虽然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共名”写作的嫌疑，甚至部分作品有图解政策、脸谱化人物的倾向，但总体上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读者产生了冲击，在乡土写作的道路上，有失败，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当下的乡村写作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面临农民身份的模糊化，面对上亿青年农民进城做工，并长期居住的现实，在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作家将如何书写新的乡土，新的农民？我们看到作家大多无能为力，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的乡村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并没有创造出能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新疆作家刘亮程的仇视都市的乡土写作，张炜的视乡土为精神家园的写作，雪漠的农村贫苦写作，李佩甫的乡土记忆写作，等等，基本上都只是作家一厢心愿的书写，梦幻的写作，或者说仅仅为现实的简单描述。面对新世纪如此巨大的农村变化，可以说广大农村二千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作家准备得非常不充分，他们那模式化的写作已经到了僵化的边缘。

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也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也需要城市，也喜欢现代化，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地享受生活。苦难非他们所愿，抗争苦难也非他们愿意享用的美德；农村当然也非作家想象的是一方净土。有时候我们阅读打工族的文学，虽然从艺术上看还非常稚嫩，但那种感情的冲击力之大是出乎我们想象的。他们自己大批地走出千年土地，来到了城市，开创自己的未来。如此亘古未有的现象，对作家的写作既是挑战，也是罕见的机遇，从目前的叙事困境中跳出来，寻找一条伟大的出路，正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勇敢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一样，也都是刚刚开始。

已刊《芳草》201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