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重，我批评

——作家和批评家关系小议

 已刊《长江文艺》2017年8期，有删节

杨光祖

 我的批评一直是比较刻薄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犀利。这是朋友给我下的定义，我觉得也对。因此，我和作家的关系，自然也比较复杂。有些作家，比如陈忠实、杨显惠，作为前辈，他们都很善意地接纳了我的批评，并成为了忘年交。有些，就似乎成了仇敌，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一些，就在不离不弃之间，场面上都可以应付一下，哈哈，今天天气很好之类，但肯定没有私交。李建军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几个仇敌作家，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似乎也有道理。本来我生性淡薄，不善交际，正好可以静心读书。

我在《文学自由谈》2015年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霜刃未曾试——我与《文学自由谈》十年谈》，其中对我的文学批评多有反思，我说：

多年前，在兰州一个晚餐上，与几位朋友吃饭、聊天，不知怎么的，谈起了文学批评。有一位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哲学教授看着我说：“当你持刀将对手砍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的衣服上也溅满了鲜血。”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反思我的部分文章了。
我一直是鲁迅的信徒，他的寸铁杀人，是我钦佩的。他的杂文，也是我极其喜欢的，从初中就开始喜欢。唐代诗人贾岛《剑客》一诗，我经常吟咏：“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似乎自己也一直在磨一把剑，似乎也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位剑客，孤独剑客，独走江湖。我觉得像小李飞刀那样，真正的一剑封喉，那才是最高境界。砍得大家遍体鳞伤，那是多么可怜，复可悲。因为文学批评毕竟也是一项高雅的行当。

所以，我后期的文学批评措辞含蓄多了，不那么放言无忌了。朋友说，我温和了，其实，也可能与年岁有关系，毕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但是，有一点我却一直坚持，就是我尊重，我批评。我曾在《南方文坛》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是一种致敬》。读者细看我的文章，凡是我批评的作家基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可能是爱之深，求之切吧。这点我与别人有所不同。至于那些我瞧不上眼的作家作品，我几乎都不会说话，如果必须说，也一定不说名字。但作家却不体我之苦心，只要一看你在批评，就翻脸不认人。我得罪的作家也少说有一打了，李建军安慰我说，得罪作家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在看到我的尖锐批评后，并不为意，而是正常来往，甚至对我青眼有加。这以前辈作家为多，比如陈忠实、杨显惠，杨显惠老师我们每次相见，都吵个不亦乐乎，但所吵都是因为文学，吵完了，大家拍拍手，散了，下次聚会，还是吵。有时，我想，我何德何能，有资格与杨显惠老师过招？但下次见面，还是吵，当然，也有平心静气的深度交谈的时候。杨显惠老师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位性情中人。

还有一位前辈与我来往10多年，我们之间，有批评，更有深厚的友谊。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以为忤，还多方提携我。他的高贵人品，是我佩服的，他可能喜欢的是我这种孩子式的童言无忌吧。他，就是王充闾，曾担任过辽宁省人大副主任，鲁迅文学奖散文评委组组长，也是鲁迅文学奖散文的获奖者。我们2004年8月曾在中国作家三峡行采风团里相见，10多天的过程中，互相相识，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学问的渊博。一路上，他随口就能背诵出很多与所见景物相关的历代诗句，这看来是童子功了，我深为佩服。但我回来，读了他写的《读三峡》《重读三峡》，很不以为然。就全面阅读了他的散文，写了一篇评论：《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发表在《山西文学》2005年4期，时任主编是韩石山，都是当年三峡采风团的成员。我在文章中说：

终于发现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致命的问题:王充间的散文几乎都是杨朔模式的巧妙伪装。说是“杨朔模式”,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研究杨朔模式。我认为杨朔散文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优美,注意造境,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思想内容非常单薄,文章结构完全复制,基本都是颂歌体。不过，杨朔的写作还有一丝无奈，而现在的作家却完全是出于自愿。

说“巧妙伪装”，是因为王充闾先生在写作中大量使用古典诗词、历史文献，况且他本人旧学根底不错，经常还写几首古诗词，即便颂歌，也就非常隐蔽了。到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充闾散文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古典文史的素养带来的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氤氲的古典诗词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散文灵魂的苍白。如果去掉这层皮，王充闾散文，在精神层面和当年杨朔的散文、贺敬之的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

窗体底端

当时是年少气盛，快意为文，一吐为快，不计后果。如今看来，话虽然有道理，但后面的详细的文本分析似乎有点刻薄了。我一直认为，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它需要的是精神、思想，当然也有学识，这里的“学识”，关键是“学”后的“识”。如果只是堆砌一些古诗词、古文献，那就连“学”也达不到。

这篇文章王充闾先生看到后，没有觉得年轻人怎么背后来一刀，而是很大度地一笑而已。从后来我们俩的密切书信交流中，从他对我的提携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没有生气，相反似乎更喜欢我。他是前辈，他对一个晚辈的调皮，也还是认真对待，和理性思考的。这种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真可算是文坛佳话了。我对先生家世不太熟悉，但从他的书信里，我能看到一个良好的家教，他总是那么文质彬彬，真是古之君子。百年斯文，文化世家，是让我向往的。2008年2月，他曾给我一信：

光祖先生，您好！

    节日期间回到营口，邮件昨晚才见到，迟复为歉。

    对于文学评论，我接触的不多，读过先生的三篇大作，有“快何如之”之感，许多方面可谓实获我心。李建军先生两个月前在绍兴“鲁奖”颁布期间，见过一面，小作攀谈，印象很好。我同意先生的卓见。

    昨天陪复旦的张新颖先生吃饭，谈到当下的评论，我还说上海的风气比北京的好。但看了先生对于学院派“丧失底线伦理”恰中肯綮的批评及其成因的深刻剖析，我要说，“天下滔滔”，到处皆然了。宏文典论，令人眼界大开；愿今后经常有以教我。

    即颂

文安

                                                    王充闾即日 （2008年02月13日） 

王充闾先生给我的信比较多，早期都是手写的，后来就是电子信箱交流。他给我的很多信，都是优美的散文，我爱不释手。当然，他信中的溢美之辞，我一直当做前辈的勉励，不敢当真的。比如：

光祖先生，您好！很高兴接读您的函件与文章。因为近期有苏北之行，刚刚回来看到，致稽作复，尚望鉴谅。您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位青年学者和作家。只要在报刊上发现您的作品，我总是存留下来认真展读。几乎达到白居易钦慕元稹：“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的地步。 这篇《文学的技术与灵魂》，我是半个月前看到的，留下了较深印象。记得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文学的技巧与灵魂》。“技巧”的层面很窄，无法与“灵魂”对应，失去了“技术”的原有蕴涵；而且，好像作了删节。现在读到了原文，感到更为丰沛、充实，十分解渴。兰州我也到过，是在一个傍晚，登上了三台阁，黄河蜿蜒东下，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可惜，不知道还有那么多旧书店，交臂失之。您把“提刀却立，四顾苍茫”的孤独心境写绝了，日内即将这篇《孤独地走过兰州街道》推荐给编选散文的李晓虹博士。王充闾即日（2010年06月15日）

这真是一篇很好的小品了。可惜是电子信件，如果是手写的，可以装裱起来，挂在书房里了。尤其结尾写到兰州的那几句，“是在一个傍晚，登上了三台阁，黄河蜿蜒东下，有一种苍凉的感觉。”读来真是过瘾。

2010年8月，我读了他的一些新作，包括著作，有些话有不得不说，就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包括对他的张学良的著作。他很快复信：

光祖先生，您好！读过您的爽直而恰中肯綮的批评，至为感佩。其实，为文为人是统一的。我那么写，大概也和个性、禀赋、价值取向有关。我是属于那种善与人同、极易相处的所谓“老好人”。我奉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让人一步天地宽”的处世哲学，待人一向宽厚，周围的人在我眼里，我都觉得可亲可敬，总能发现他们可供我学习的长处，缺少的是刚肠疾恶，愤世嫉俗；客观环境再差，我也多是随遇而安，没有过高过苛的要求。与他人出现了龃龌，我也总是更多地反思自己有什么欠缺，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不满足以至怨忿的情绪很少，整天倒也其乐融融，自得自足。这样，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充满了快乐与和谐。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也是看长处多，看正面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自己角度讲，恐怕也还是真情——当然是未必尽与人同的。我始终以为，做人，齐家，这样是好的；但为文，按照传统的或西方的说法，确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孤愤著书，愤怒出诗人嘛！应该说，文学之路我是走错了。有位哲人说，对于民族来说，拥有梵高乃是万幸；可是，如果哪个父亲、妻子，若是有那样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恐怕就整天地焦头烂额了。事情之大谬而不然者，大抵类此。因为我们投合，我就 随便乱说一气，付之一笑可也。 王充闾  即日（2010年08月13日）

这封信让我很惶恐，也就立即回复了一信：

王老师：

您好。很惭愧，信发出去了，感觉有点不妥，毕竟是一己之言，并不见得正确的。

您来信所说，我完全同意。人的性格与文章，是合一的，无法强同。我的文章，就很有人说太刻薄了。我也觉得有点刻薄，但自己一握笔，就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否则，那文章就写得没有一点意思。

我一直在努力，尽量让文章显得优容大度一点，自然一点，舒缓一点。但很难。

劳伦斯说，作家在写作时，甚至要把自己剥得精光才行。这是痛苦，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过程。他说的没有错。这个时代已经很乱了，再写那些痛苦的文字，不是添乱吗？老子写文章，就很含蓄，一般人看不懂。但那里面是很有阴谋的。法家就把话说绝了，说清楚了，结果害人不浅，他们自己下场也都很惨。

我一直在反思写作与人生、社会的关系，一个作家的职责。您的来信让我有所触动。

后来，这些信，还有一封专门谈张学良的长信，都收入了他的《文学书简》一书里。这部书收入了给我三封信，还有10多封信，都未收入。这些书笺是我们忘年交的见证，也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见证。很难想到，只见过一面，地位悬殊如此之远，年龄相差如此之大，竟会有如此深度、快乐的交流？

2014年，王充闾出版了《逍遥游——庄子传》，我读后，感觉他的变化很大，思路打开了，对庄子的理解到达了一定的深度，就撰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中州大学学报》《文学自由谈》上。他看后，给我惠赐一信：

    光祖先生：评论文章很好，非常感谢。有胆识，有创见，鞭辟入里，痛快淋漓。

引用信中的话，没关系。“当过宣传部长……”，有两处提到，似可去掉一处。

写作庄子传，不唯素材缺乏；而且历来争论颇大，不能不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意见；因为此书系全国的文化工程，属于统一出版的丛书，由编委会下属的学术组和文学组分别审定，与一般的个人学术著作有所区别。但他们还是很尊重作者的。日后如有机会再版，将参照您的意见加以补充、修改。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我们看到太多的乱象，要么就是批评家成了作家的跟班，甚至变相的经纪人，要么批评家成了作家的仇人。有人说，批评家死了，都没有人参加追悼会。而作家辱骂批评家最多的一句，就是：你有本事写一本看看？在有些作家眼睛里，批评家的文字是没有创造性，是不能算做文学的。他们狂妄地认为批评家只是作家的附庸，是靠他们吃饭的，似乎没有他们，批评家就要饿死。更有轻狂之辈，甚至认为批评家无法匹配作家，无论智商，还是情商。听到这话，我都怀疑这样的作家是不是有智商，或情商？我们的文坛缺少像王充闾这样的作家，能够可以与批评家进行平等交流的作家。

我曾在2016年9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优秀的文学批评是创造性的》，其中写道：

其实，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批评。用哈特曼的话说，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因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这也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所以他反复强调批评也就是文学。20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批评，普遍有一种趋势，就是力图让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罗兰•巴特、热奈特、托多罗夫，都在做这种努力。美国学者杰弗里•哈特曼就认为，他们更可以说是一位文学的科学家。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也企图把文学研究加以系统化，并使它的内容比判例法更为丰富，这种判例法是以无穷积累的对法律的解释为基础的。”但时至今日，这种努力，他们的价值依然没有获得证明，依然是含糊的。

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科学，而应该依然是文学，是艺术。而且它不是要有“文艺性”或“艺术性”的问题，它本身就是艺术，就是文学。它和文学创作一样，同样富有创造性。杰弗里•哈特曼说，我们能否把文学世界分为创造性的文学和附属的评论两部分呢？评论就没有自身的创造性或者非附属性吗？这个质问是有力量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作家如此牛气，敢于如此大言不惭？就是因为大陆的文学批评还不成熟，大陆的文学批评生态还不健全。最后导致了作家的强势，和批评家的弱势。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根本不懂什么是批评，也不懂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

批评和文学创作，其实是相互独立的，虽然有交叉，但并不是附庸，谁都不是谁的附庸。批评家也不要想做作家的导师，作家也不要认为批评家是你的跟班。大家都是在创作，各在各的领域内。作家读了批评家的文章而有启发，也是常见的事情。批评家读了作家的杰作，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得益良深，也不稀罕；读了作家的劣作，愤而批评，也不是因为个人私怨，而是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批评既是对作品的深度解析，和独特阐释，也是提升读者的理解能力，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的手段，更是深入钻探文学的特质，从而将文学不断引入新境界、新领域的必要途径。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严厉批评，作家有权反驳，但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有些作家纸上不说，却在私底下挑拨离间、肆意妄言，攻击批评家，只是凸显个人的人格低下，还有他的文学品质的让人怀疑。

作家应该明白，批评家的批评是独立的，批评家也是独立的，你可以对批评家的批评置之不理，那是你的自由，你也可以接受批评家的批评意见，或反驳批评家的批评，这都是你的自由。但真的不要将批评家视为作家的附庸，这种弱智的观点，会让人小看你的。这样的作家恐怕也写不出什么真正的杰作。批评家不对作家负责，批评家只对文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批评家的写作，和作家的创作一样，都是有天地良心的，必须在文学直觉的基础上自由言说。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撰文《批评家即艺术家》，他说，创作能力与批评能力之间的对立完全是人为的。没有批评能力，就没有艺术创造。他认为：“毫无疑问，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最高级的批评是个人印象的最纯形式，比创作更富有创造性。”

新批评派领军人物、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他说，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我们知道，评价，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它和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很多批评家满足于廉价地表扬作家，这样的批评就趋近于附庸了。郑板桥说，入木三分骂亦精，隔靴搔痒赞何益。还有一些所谓的学院派批评，为什么被人诟病？因为他们只会搬用所谓的西方理论，在批评领域，他们基本上就是搬运工。拿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生搬硬套中国当下文本，削足适履也好，强制阐释也好，反正对他们来说，不外乎炮制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能够评职称，定等级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文学批评倒是其次。他们写作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那些必须通过数量考核而得到的物质利益，和世俗的认可。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伯恩鲍姆说：“当我们认识到它们是如何富有技巧地把逻辑、想象和情感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把所谓的批评与所谓的创造性文学作品区别开来的做法多么肤浅。优秀的批评确实是创造性的，其写作是一门高超的技艺。”罗兰•巴特说：“批评和作品永远可以说：我是文学。”美国文学批评家马丁•特纳尔说：“批评家具有双重人格。他既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既是有感情的人，又是有理智的人。他是艺术家，但却是一个特别类型的艺术家。”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的批评，其实就是一种发现。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凯里在《艺术有什么用？》中，专门用一章谈到了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他认为，文学的模糊性使阅读具有创造性，给读者一种拥有它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作者。

2017年4月30日写定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