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余华《兄弟》一出，洛阳纸贵，但我阅读了文本以后，觉得作家的价值观极有问题，而批评界不负责任的吹捧，也是值得警醒。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刊发在《当代文坛》，一时颇有反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栾梅健先生还在《文艺争鸣》撰文商榷，说我不是学院派出身，故仇恨学院派云云，我只是一笑而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赵勇先生著文认为，我批评《兄弟》方向是对的，陈思和先生对狂欢确有误解。后看到某刊也有文商榷，可是网络上找不到全文，未料今日终于从作者的博客看到了。特转载于此，以为纪念。

炒作、“学院派”及《兄弟 》 

——与杨光祖先生商榷 

 王雪伟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信阳  邮编464000 ）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来不乏炒作事。其中有一种很常见，即以极端方式，通过对权威的“撞击”，达到自我闪光目的。用闻一多在一封信中的话说：“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 闻一多之“挑衅”，所指为当年的创造社。其实不仅创造社如此，整个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似乎都有这么一种传统，非挑衅不足以解决问题。那时的文坛不单停留在“挑衅”程度上，实际要严重得多，唯“骂”之一法亦流传甚广。杨光祖先生的文章，情况当然好多了，没有那种“骂”之话语，不过，“挑”味还是不少。杨先生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也值得商榷。

关键词：学院派 《兄弟》  商榷

我有点怀疑杨光祖先生在《〈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派批评的症候》（《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一文中的写作目的，我觉得杨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在批评《兄弟》的时候，拿陈思和先生和“莫须有”的“学院派”说事，杨先生似乎有征用“权威效应”，以“自我炒作”之嫌疑。

杨先生开篇便打出陈思和先生的大名，亮出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民间视角，狂欢写作，过度拔高的定位。然后，逐人逐条加以批驳。杨先生认为陈在批评《兄弟》时，所持的民间视角显然是狭隘的，对于“狂欢”、“怪诞”等概念的理解也有偏差，陈只看到了粗俗、鄙陋的一面。所以，把着意表现“粗陋”的《兄弟》看成是知识分子转向民间，准确表现“民间”的优秀之作，并认为《兄弟》可以进入文学史。这种结论，在杨先生看来无疑是错误的。如此，从知识能力，到批评水平，杨先生对陈全面质疑。陈思和往后，杨先生斥责了一个在他心目中更加广泛的群体——“学院派”。不仅认为这一派垄断文坛，而且指出正是“学院派”无原则地、理论贩卖式的批评，膨胀了作家的自我意识，败坏了文坛风气。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来不乏炒作事。其中有一种很常见，即以极端方式，通过对权威的“撞击”，达到自我闪光目的。用闻一多在一封信中的话说：“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① 闻一多之“挑衅”，所指为当年的创造社。其实不仅创造社如此，整个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似乎都有这么一种传统，非挑衅不足以解决问题。那时的文坛不单停留在“挑衅”程度上，实际要严重得多，唯“骂”之一法亦流传甚广②。杨光祖先生的文章，情况当然好多了，没有那种“骂”之话语，不过，“挑”味还是不少。先是炮轰陈思和先生，接着扩大攻击面，指责莫须有的“学院派”。意图很明显，等战事一起，乱中获利耳。炒作意识影响了杨先生的思维模式，他文章的一些观点和做法都值得商榷。

一、关于“学院派”

批评界确实有三大派的说法，但我一直对这种划分有些怀疑。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以职业和地点，而不是以批评实绩为标准，显得笼统而模糊。就算“学院派”的说法成立（其实称“学院里”的批评家更合适些），“学院派”内部，我认为，大略也有学术批评、专业批评、史学批评和理论批评这么四类。所谓专业批评，即面对“文学现场”（吴义勤先生语）及时发言。其评判的起点是“创作核心”，也就是说，批评家的学识、能力都围绕对时下“创作”的解析展开，寻找优势，发现不足，指出方向。所谓“学术批评”，工作目标主要在于资料的挖掘、收集、分析、整理和拓展，其价值标准可概括为“存在即合理”。而“史观批评”，则是建立在“学术批评”和“专业批评”基础上的，受个人史观（如某种文学、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思想）约束的再选择，选择的出发点是“对历史负责”，所以，对于一些文学现象，有30年后入史的说法，主要因为其中有一个沉淀、发酵过程。“理论批评”有些类似于史观批评，但其思维方式更加直接、封闭，干脆把一种抓来的理论当成批评的思想资源、逻辑构架和价值尺度，套用创作，硬性阐发。现在，四种批评常互为补充，体现为不同的策略。但四种批评的适用面是有差异的，学术、史观和理论批评较适合把握年代较久远的文学（如关于经典、佳作名篇的考注、阐发及品评等），若我们面对的是“文学现场”，那“专业批评”将更有优势。“存在即合理”显得不负责任，而“文学史观”和“理论批评”的远距离强行介入又不免机械、狭隘和被动。相反“创作核心”精神则使得批评更具主体性。然而，由于“学院”工作的复杂，“学院里”的批评家常扮演不同的角色——学者、史家、理论家和批评家（有些类似于一些作家在学院中的位置），许多时候，在职业惯性的作用下，不少批评家在进行“现场”批评活动时，出现认识错位，把学术的、史观的和理论的批评等同于，或干脆代换了专业批评。对于这类批评家，如果名人新作甫出，就很可能已被误置到遥远的过去时态中，被当作“典籍”推崇，竟而争相阐发、总结，结果怎样可想而知。由此，不难发现陈思和先生对《兄弟》批评的问题所在，这是一种游走于“学术的”、“史观的”和“理论的”之间的“典籍化”批评，因而出现过度“吹捧”现象也不奇怪，这与过度“贬低”可谓“道同为一”。当然，造成“典籍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多年来盛行的专门抽取“意义”的批评，一定程度上令一些人的批评工作迷失了方向。还存在某种程度、不同层面的批评群体被“学者意识”挤压的情况，认为批评是一种浮泛的、没有基底的工作，这有时候，也促使一些批评者向“学术的、史观的和理论的”批评靠拢。圈内运作互相吹捧也有可能。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批评意识的错位，这与“建国17年”文学批评的政治错位一样。

杨先生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便对一个他认为是已经垄断文坛的批评群体的批评方法提出质疑，把造成文坛的坏习气，作家的臭脾气的大帽扣在所谓“学院派”头上，这种做法明显欠考量，且容易引发另外一种坏习气。

二、《兄弟》的问题

其实，批评《兄弟》，真正问题不在于阐释本身。不管什么狂欢、民间，粗俗、下作，甚或颠覆、新生等也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至于李光头这个人物形象是流氓抑或英雄，好人还是坏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单纯纠缠于如何“阐发意义”的话语权争夺，显然偏离了创作核心精神，而且，审美是一种整体感极强的体验，越过整体感，单迷于意义抽取，也偏离了审美核心精神。

据余华所言，在《兄弟》这部作品上，他前后用了5年时间，放弃了三部长篇的写作。作者的心血没有白费，这部小说在整体结构上画了一个完整的圆，结尾又回到开头。小说语言飞扬恣肆、酣畅淋漓，已完全蜕出前期作品的谨慎姿态，显得更加自如。对这部作品，他也寄予很大希望。以弟兄二人，见证两个时代，一个时代“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一个时代“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表面看，余华实现了目的。尤其是上半部，通过“李光头偷窥”，和“宋凡平死亡”事件， 作者对“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表现较为到位。下半部，对“浮躁纵欲、伦理颠覆和众生万象”也都有一定表现。人物性格较鲜明，主要人物宋钢老实、善良，保守，被动；李光头冲动、直率、油滑、爱冒险，欲望强烈。但这部作品依然不是很令人满意。

（一）上下两部极不协调。如果把作品比作一个人，那这人的上身丰满，下截单薄。究其原因：1、上部故事更具立体感。单围绕“偷窥事件”，就写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并展现出时代特征。而下部主要写李光头发迹史和追女人史：发现女人——死缠烂打——失败——寻找发财机会——失败，发财——玩女人。不过是单纯历时记录，横向展开不足。2、上部重点表现的人物比下部多。上部涉及到两个家庭多个人物的命运。下部则只描述弟兄二人的人生际遇，且作者花在李光头身上的笔墨明显多于宋钢，其倾向于李光头的叙述，使李光头的光环盖过宋钢，给人错觉，下半部就是围绕李光头在写。人物骤然减少，作品显得头重脚轻。3、上半部的叙述方法多样，作者多次运用倒叙方式。小说开始于大款李光头的想象，却先追忆了李光头“偷窥事件”，之后才正式进入顺时叙述：李光头生父之死，李光头出生，两个家庭的结合，宋凡平之死，家庭分离，李光头的成长，再回到“偷窥事件”。还有《百年孤独》式的叙述（多少年后，当李光头忆起宋凡平时……）。而下半部，作者的叙述手法简单多了，只按时间发展的顺序记流水账。4、上半部叙述视角也有一定变化，总的看，为全知视角。写文革时，作者又转到儿童（李光头小时候）视角。转换虽有凌乱之嫌，但多视角丰富了表现。而下部只有全知视角，略显单薄。对比发现，余华在对下半部的处理上，有些简单化了，这使整部作品形态略显畸形。

（二）匆迫背后的匆忙。创作《兄弟》之前，余华曾说他不喜欢美国小说温吞水式的叙事风格。所以，在《兄弟》中，他加快了叙述节奏。小说内容转换快，记叙多于描写，绝少四平八稳、精雕细刻的细节展示。以第一章为例，第一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李光头和镇上其他人物。按照一般理解，作者的笔墨将浪费在人物细节的冗长罗列中，这够厚实、稳重了，却可能使作品从一开始就丧失吸引力。这是作者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余华通过快速转换场景切入核心（巨富李光头坐在家里的黄金马桶上，梦想坐俄罗斯太空船畅游太空，作者没有让李光头的思绪在太空停留太久，而是瞬间将其拉到遥远的过去，展开一段颇具闹剧色彩的故事），引出“厕所偷窥事件”：14岁时，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被抓，成了镇上的名人，许多男人试图从他那里获得美女下半身的信息，李光头亦借此获利。以李光头为核心，人物性格，时代特点逐步显露。作者围绕“性”、 “偷窥”、“恶心场景”和“猎奇”做文章，以“反讽”表现时代，这种做法现在并不少见，甚至，有时给人感觉很俗，却满足了不少喜欢“媚美”的读者的要求，小说的吸引力也增强了。可谓一举三得！这也奠定了作品的叙述基调——匆迫。匆迫无可厚非，文学史上，有文学家为了增加作品的匆迫感，还喜欢站着写作。关键是要张弛适度，不能因匆迫而匆忙。《兄弟》从丰满到单薄，最后匆匆收尾，给人感觉越写越忙。就拿尾声来说。《兄弟》的“尾声”，几笔简述了两个故事：举行美处女大赛，因为女人与宋刚的关系变化，说白了就是讲李光头如何玩女人的。而追女人——失败——发达——玩女人，本就是下部的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余华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加扎实的方式来处理，以增加作品的丰富性、厚重感和整体感，但他竟以“尾声”方式草草收场。未免匆忙些！

以上两条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表现的陋化。余华本想反映西方用了四百年才走过的时代变迁，结果，大打折扣。文革叙事余华轻车熟路，所以，上部的创作目的相对达到了，既展现了人类疯狂、邪恶、愚昧的一面，也写出了人间真情。但在下半部，余华把握不是很到位，他没有写出时代的丰富性来（用余华的话说，即“众生万象”），甚至有些偏狭、浅陋，这在光祖先生的文章论述得很明确了（如反人文，对流氓精神的崇拜意识等），这里无须多说。一个优秀作家，对于俗世应有更强的抵抗品质和静思意识，在创作上应更加沉稳、扎实，对于长篇的控制、架构能力应更突出，否则很难再有所突破，搞不好还要退化。余华说，他下一步要写家族长篇，以表现时代变迁，但如果他还像《兄弟》般处理，那还不如继续他的先锋探索来的扎实，继续中短篇来的精道。

应该说，杨先生对《兄弟》的一些问题，看得非常准（即使也是运用了抽取意义的方式）。他自认为在进行“严肃批评”，那他完全可以严肃态度，写一篇关于《兄弟》的全景式批判文章，寻找优势，发现问题，指出方向。杨先生文章题目，给人感觉是要批评《兄弟》，并兼论“学院派”批评的症候。但从行文看，作者的目的主要在于指责陈思和先生以及“学院派”，《兄弟》反倒降格为一种攻击道具了。

结语

另外，杨先生指斥“学院派”理论泛滥，卖弄文学史知识。而他在抨击“学院派”的时候，同样纠缠于自己西方文学资本的卖弄。并以自己对于西方理论和作品的理解为基准，强责别人的理解。杨先生指责陈对《兄弟》的论断简单而霸道，杨先生却不小心掉入同样的意识怪圈中。也许杨先生是想告诉“学院派”，借批评卖弄知识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他们所卖弄的知识本来就有问题。但如此纠缠于“理解”的知识，同样会陷入不断“理解”的知识怪圈。许多时候，由于“炒作意识”，“主义”思维，或者其他的隐秘心理的影响，一些人在倡导一种理念时，容易滑入另维极端。我想，应该分清批评作品与炮打名人，严肃批评与严酷到底，回归批评与回归“大批判意识”的区别。否则，会被认为是别有良图。

注释：

①闻一多：1925年，闻一多致梁实秋信，《闻一多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92页。

②见《新青年》第4卷第6号。

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