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从事文学创作，在当下很多大师，或非大师眼里已属旁门左道，不入大雅之堂，而文学批评，则更下之下矣。当年闻一多、朱自清、沈 从文诸位先生在大学的尴尬遭遇，至今犹存，且有愈烈之势。尤其作为西部边缘小城，古塞之地，竟然也要文学一下，那是让那些地域优越感者颇为吃惊的了。在他们眼里，那些地方也需要文学艺术？曾与一位学界大老聊天，他就一再说及兰州的苍凉，当然，也不忘记表扬一下兰州学子的勤奋。

我出生于陇中苦甲之地，后西行至省垣，就学，工作，也没有感觉到多么的落后，与荒蛮。这几年出来多了，才深切地感觉到外省人，尤其西部人的尴尬。我作为一名文学批评者，也偶尔到地县行走，看到那么多的人痴迷于文学，以至于泪下沾襟：没有文学则无法活到现在。可是，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也确实无法恭维，但看着他们宗教般的眼神，也不敢多说一句，只能说，很好，很好。

我知道，他们苦涩的生命里，是需要文学的。在那里，文学属于生命。他们的文字虽然稚嫩，但却是他们生命的歌唱。鲁迅说，稚嫩并不可怕，因为，他还可以生长。但我就一直想，我们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好东西，让人家不要那么低看呢？

在西部，作家很多，诗人更多，有些地方甚至遍地诗人，但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很少，而还有一点成绩的，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太难。西部多沙漠、干旱，种树不易，成长一位批评家，亦极难。所以，多年来，我也是一直致力于西部，尤其甘肃文学生态改善的鼓与呼，竭力地支持、宣扬我们的批评家。侯川就是其中之一。

认识侯川很偶然，是在一次90后诗人、画家庄苓的诗集首发式上，也仅是点头之交。后来他从信箱发来一部外省朋友的书稿，希望我写一个序。我扫了一眼那个书稿，觉得差距太大，就没有答应。结果，他就有点不高兴，认为我言行不一，说要扶持青年人，结果连序都不写。我只好告诉他，扶持要看他有没有资本。话说得很重，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这可能就是断交了。这是以往的经验。结果，他认真读了我的很多文章后，又找我了，与我谈论几次。我看出他是真的热爱文学，乃脱俗之人，心下欣然。他是作家，也从事文学评论。在甘肃而文学评论，不啻于孤身行走沙漠，骄阳下的艰难，我是理解的。他也一连给我写了三篇评论，后发表于香港的《中国文学》，说实话，文章在结构上还是有一点瑕疵，但我感谢他的理解。

最近，他QQ说，他的评论集要出版了，希望我写个序。我是不愿意给人作序的，一是觉得自己没到那个水平，包括年龄，二是没有时间看那么多的文字。近年拒绝了很多朋友的请求，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但看了侯川的集子，发觉是文学评论集，我就有点动摇了。我深知，在甘肃这样的边缘地区，从事评论之艰难。鲁迅说：“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是深味这种悲哀的。”于是，就答应写一点文字。但要求他删去写我的三篇文字。他拒绝了。想一想，罢了，也就这样吧，互粉一下，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边远地区，从事文学评论之人，是需要互相打气的。

这几天，正好是国庆节，独居京城一处僻静的地方，窗外白杨明灭，午后的阳光在翻动的白杨叶上，变幻着奇特的颜色，而树木掩映中的楼房，仅能看见赭红的屋顶，有一种浑厚的历史感，给人无穷的遐思。读着侯川的文字，感觉到他于文学的真诚，和西部人特有的倔强。他对老作家高平先生长篇小说新作《仓央嘉措》洋洋洒洒的数万字的评点，显示着他一定的才情。他对新锐诗人如离离诸人的关注，呈现着他的一颗良善之心。文学新人，需要这样的关注。他的一些读书札记，亦颇具识力。

我们知道，文学批评，必须具备批判力、现场感、学术性。批判力，就是一种问题意识，一种理性的穿透力。因为，文学批评毕竟不是歌颂，也不是政治鉴定。现场感，就是当下，直面文本，不能玩概念游戏，空对空。学术性，即讲道理，要有一定的理论辨析能力。侯川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现场感比较强，但学术性较弱，随意性比较大，可能也是因为作家的缘故。如果以后能在理论辨析、文本细读上再下功夫，应该说，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孔子说，修辞立其诚。他的评论文章，在章法、结构上，总觉得有所歉焉。即，“修辞”尚有不足。如果以后在“修辞”上能有所努力，不管从事评论，还是创作，都会有一个好的前途。至于“诚”，侯川无疑是具备的，这是他的最可贵之处。倘没有这一点，那一切免谈，玩弄技巧者最终死于技巧。文学大师能够创作出惊世杰作，不仅是技巧，更是他们对人类、自然、宇宙的一种大爱。

2012年10月6日写于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