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起于周朝，周朝总共经历30代37王近800多年。早在建国之初，开国之君周武王就向“太公望”姜子牙请教使万世子孙长盛不衰的的方法，姜子牙就给他讲授了《丹书》[1]的道理，周武王因此受戒，就把书中的道理刻在或者印在了子孙几乎能看到的席子、桌子、柱子、窗户、衣服等所有地方，这就是“丹书受戒，户牖置铭”的故事。

在汉代礼学家戴德编辑的《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武王姬发请教姜子牙“先王之道是否可得而闻”，并问“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就是问“有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藏之简约、行之方便，并使得后代万世子孙永远昌盛呢？”姜子牙回答说：“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明确告诉周武王在《丹书》里有，如果武王想听的话，就请沐浴戒斋吧。

在古代，先王之道是非常神圣的，要了解的话必须以严肃庄严的态度，因此姜子牙就请周武王戒斋后再来听。为此，史书中做了非常详尽的一段描写：“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大意就是说，周武王戒斋了三天，而且身着玄衣大冠的礼服，姜子牙也身穿礼服，手捧《丹书》，负屏而立，周武王就从王座上走了下来，南面而立。注意这个细节，说明一开始周武王是在堂上，姜子牙是在堂下，所以才有“王下堂”之词，同时，王下堂之后，一开始还是在上位，就是南面而立。古代人站和坐的位置都很讲究，尊贵的都是面南背北，卑贱者则面北背南，因此，姜子牙才说“先王之道不北面”，就是告诉周武王听先王之道不能按照君臣这种礼仪来听，因此，周武王就从北面往西走，再往南走了几步，这样他就站到了西面，面朝东面，而姜子牙则是在武王的东面，面朝西方，这样两人的位置关系就由原来的君臣变成了主宾，主在东，宾在西，相当于姜子牙在主位，周武王在宾位。站好位置后姜子牙才开始给周武王讲《丹书》的道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位置的变化过程中，是以姜子牙为中心的，也就是姜子牙一直没动，这才有了周武王“下堂、行西、折南、面东”这个行走轨迹，其目的是为了强调这个王道的神圣性。

姜子牙讲述了《丹书》的主要内容是：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

敬和怠，实际上就是做事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只有始终多些恭敬之心，少点怠忽之情，即“敬胜怠”，那么，不管如何困难，终归会兴盛、长久、吉利，也就是“吉”。反之，如果“怠胜敬”，懒惰必然荒废，轻慢必然少助，终究会因怠忽而失去、失败乃至灭亡。

义和欲，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是个道德品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公义和私欲的问题。唯有先公后私，先义后欲，方可以顺利，反之，则必将凶险。

随后的“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其实还是进一步说明敬和怠的关系，不强就是不认真、不努力，就是怠，枉就是偏差，不正就是邪路，所以说不认真就会有偏差，不恭敬就会走入邪路，而偏差歪邪就会毁灭，恭敬认真就会永世长存。这大概也是我们常说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因此姜子牙告诫周武王，倘若把这些简约的道理珍藏起来，认真执行下去也就是“藏之约，行之行”，则必然“可以为子孙常者”！姜子牙还进一步向周武王补充了几句：“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就是在《丹书》突出“敬”“义”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仁”的重要性。他说：如果靠仁义得到国家，靠仁义保护国家，就会有百世不变的江山；即使靠不仁得到国家，但用仁义保护，也会有十世江山；如果靠不仁得到国家，又用不仁不义的东西保护，那么祸害马上就来了。

周武王听了姜子牙的叙述之后，心里充满敬畏，因此“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这就是“户牖置铭”的来历。

《丹书》显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人的智慧，无论治国安邦，还是修身齐家以及管理企业，借鉴必将大获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