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解读

                                            叶橹

中国的诗坛一直在呼唤杰作，呼唤史诗，追求艺术上的轰动效应和适合群众欣赏趣味的雅俗合一。然而，在这些看似无可非议而又合情合理的呼声之中，诗歌却一直未能摆脱倍受冷遇的困境。即使在短暂的热点话题为诗坛带来某种骚动时，人们所关注的一些诗，究竟能够在何等意义上显示其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也依然诗一个令人困惑的未知数。那么，在这十年出头的岁月里，是不是有少数诗人和诗篇，被我们的诗评界和大众的目光所忽略，而他们却的的确确代表着我们诗歌的新水平和新成就的呢？我想，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照我看来，昌耀的《慈航》一诗，至少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和充分的重视的作品。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湮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者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来发掘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不是一件光荣的诗情，或者说应该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

《慈航》最早发表在1985年的《西藏文学》特刊上，同年11月的《诗选刊》予以转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以后收入《昌耀抒情诗集》。对于这样一首长达400行的诗篇，一般人也许未必有耐心仔细地阅读，而粗略地读他，又很容易将它等同于当时那种流行的故事模式的诗体叙述。我们已经习惯于简化故事情节的方式来对文学作品实行诸如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等等的分析，而用这种方式来评价《慈航》，它最多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故事”而已。因此，它之不受重视几乎诗注定了的。当公众的目光是只关注那些附加在诗的身上的外在因素时，当诗美的内质被形式的躯壳所取代诗，一首真正具备着艺术内蕴的优秀诗篇，往往就这样为众多的目光所忽略过去。

我曾经两次在《诗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及此诗：一次是为“叙事诗”讨论所写的文中提及，另一次诗在评昌耀的诗中简略地作了分析。然而，对这样一首诗，看来仅仅作一点呼吁和简略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决定再次给《名作欣赏》写这篇文章，用类似于“细读”的方式来对它作必要的剖析，希望能够给这首诗争取到一点它本应得到的地位。

不俗的俗套

如果把《慈航》的“故事”用一般的语言加以概括的叙述，它的“情节性”几乎与历来的“好人遇难而得救”的模式毫无区别。然而，对待《慈航》这首诗，只是在这个层次上来阅读和欣赏它，无异于对诗的亵渎。昌耀之所以用佛教的这一术语来命名此诗，显然是含有深意的。“慈航”的意味在于，诗中的“他”和“我”虽属一人，但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却是代表着特定时代中具有命运的“一代人”的精神象征。我们不必排除诗中主人公命运所包涵的自传性质，但这种自传性质绝不会因其个体性而削弱了它的普泛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对此诗的这种“故事”的肤浅的理解，妨碍了人们对它的“形而上”意义的把握。因为“慈航”一次的借用，本质上是为了体现一种精神的超度和彻悟，而不是仅仅向读者用诗的形式来叙述一个人们早已熟悉了的俗套故事。我曾把《慈航》比之类如但丁的《神曲》，是因为二者在“形而上”精神的一致。尽管前者写的是人间实事而后者出之以鬼神幻境，可是除了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外，在人类精神的普遍意义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可以这样说，《慈航》诗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当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之后，整整一代人从精神上获得了超度与彻悟，从而更深刻地认清了历史进程的艰辛与曲折。《慈航》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某些仅仅把个人的命运沉浮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的俗套故事，正是于它从诗的总体精神上，就是把个人命运的沉浮置于一种博大宏阔的人类历史背景中加以观照的。全诗的开篇几句，就已经把它的这种精神表达出来：

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这几句诗，在全诗中多次出现，几乎形成一种“主题歌”的反复咏叹。人们只要细心地体验一下这种精神，便不难把握诗人对待人类和历史发展所持的根本态度。作为一个诗人，昌耀本人的命运和经历也许对他写成此诗具有决定意义；可是如果他只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来观照和处理这种题材，便无可避免地会落入一个俗套故事的窠臼，《慈航》虽然也有“故事”，但它的精神诗远远超越于这个“故事”的，否则它便不配称为“慈航”。

诚然，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无法脱离对个人命运的介入而去抽象地表现某种精神和观念。特别是像《慈航》所叙述的有关个人命运经历的故事，它本身便具有众多的现实事例作为参照，而且这类事例的事实本身，也绝不是没有蕴涵着发人深省的社会内容的。问题在于，昌耀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并非仅仅关注个人的命运，他要揭示的是一种对于人类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所获得的启迪和彻悟。诗中的主人公一开始所宣告的：“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这一具有宣言性质的诗行，它所给予人们的直接阅读感受，无疑义地会产生一种悖逆的思考。一个经历了本不应该受到的苦难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遭遇说成是“一部行动的情书”呢？这一“苦难的历程”所昭示于人们的，乃是它的对于善良的人民和彼岸那一方净土的讴歌，而不是如某些具有“原罪意识”的人那样来对自身作无休止的自责。诗中的主人公绝对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失道者”，所以他有勇气宣告“我不理解遗忘”，“也不习惯麻木”，并且直截了当地说：“只有为了再听一次失道者/败北的消息/我才拨动这支/命题古老的琴曲”。诗人诗站在对人类自身充满信心的高度上来俯瞰现实所赋予的不公正的苦难的，所以他把诗的主题始终建立在对人类良知的信念这一基础之上。在“彼岸”一章，诗人写道：

当横扫一切的暴风

将灯塔沉入海底，

旋涡与贪婪达成默契，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

那些掀起暴风和旋涡的主事者所欲达到的目的，是企图让人类的良知泯灭，一切按照他们的主管意志和愿望行事。殊不知正是那些在他们眼中不屑一顾的草芥平民们，坚贞地保有着可贵的良知，才使无数受难者得到了“慈航”超度，达到了对人的灵魂的净化，对人生现实的彻悟，从而进入了“极乐界”。这一“极乐界”当然不是物质的满足和地位的腾达，而是在“展示状如兰花的五指”时扣响的回声中“听一次失道者败北的消息”所彻悟的那种精神境界。《慈航》始终贯穿着的一种精神，就是诗中主人公在历难中深切感悟到的普通善良百姓那种不为权势者所左右的是非观念，正是这种不可移易的是非好歹之心，使一切暴戾的统治者无法称心如意地贯彻其专横的意志。诗中关于“彼岸”和“净土”的描叙，呈现出一种纯真圣洁的原始性，这无疑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倾向；然而，在那样一个恶行恣肆的年代，诗人除了从这一方天地中获得灵魂的慰藉而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当他“摘掉荆冠”而追忆起那些浪迹于荒原的艰苦岁月时，他不能不认定，即使具有原始性的蛮荒，也远比现代文明的帷幕遮盖下的罪恶勾当要强千百倍。更何况他所追求和向往的，乃是一种人类向善的精神，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善恶的角力”所呈现出的“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理解与把握。

我始终认为，文学品格的高低，不仅在于它叙述了什么，更在于它在叙述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渗透期间的精神气质。《慈航》的精神气质诗绝对没有任何奴隶式的乞求或邀宠心理的。它所俯首称臣的是“那一片天空”，“那一方热土”，是做“一个没有王笏的侍臣”。因此，人们无法从它所描述的个人命运沉浮中看到由于个人命运的改善而感激涕零，而感恩戴德。它有的只是一种超然和豁达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他宣称“不理解遗忘”和“不习惯麻木”；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不是急于为历史涂上一层玫瑰色，而是在严峻的审视中把温馨的目光投向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把他们看成超度自己灵魂的引渡人。这样的“慈航”，才是一个人能够达到彻悟人生哲理和把握历史进程的可靠途径。

这就是我对《慈航》在“形而上”艺术上的解读和理解。

结构的艺术

作为一首完整的具有叙事结构的诗，《慈航》在当代诗坛上所呈现的别具风采的结构艺术，也是值得一谈的题目。

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不太重视诗的结构形式，而是把目光关注于“形式为内容服务”上面。诗的结构形式，说到底，是一个是否真正把诗作为意见完整的艺术品来看待的问题。《慈航》的整体机构，虽然也是具有叙事模式的，但它与传统的线形叙述方式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叙事的过程本身对这首诗来说，实际上并不具有涵盖一切的意义。在传统的叙事诗中，几乎故事的叙述便是一切，人们在诗的歌唱行驶中被引入一个个情节链，从情节的发展中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激起内心的感情波澜。可是读《慈航》，它的结构在形式上的意义，使人便感受到一种对生活中的事件和过程进行了一次重新的艺术性关照和组合。这种观照和组合，完全是在一种非常清醒的艺术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妨对它做一些具体的剖析。

首先，就叙事的角度而言，《慈航》不是一个按照情节发展的过程来进行线性叙述的。昌耀似乎从一开始便是在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上来俯瞰现实人间所发生的一切悲喜剧事件。我甚至认为，在《慈航》中，“形而上”的思考远远超越于“形而下”的叙述。从一般情况来说，这似乎诗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人们可轻易地给这种创作现象扣上“从观念出发”的帽子。可是，复杂的文学史实告诉我们，当一部具有深刻哲理性内涵的文学名著问世时，这种现象却几乎无例外地存在着。从《神曲》到《浮士德》，从《荒原》到《马楚·比楚高峰》，人们不妨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些诗篇。几乎无力外地可以看到，一个高踞于诗的种种形象和意象之上的观念的幽灵，始终成为统帅诗的精神的主导而存在。显然，这种观念绝非那种浅薄的按图索骥或对照说明。没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天赋的人，永远不可企及这种艺术高度。诗人不管是借助于现实的生活素材，抑或只是凭着艺术虚构的幻象。都已达到一种哲理的提升。《慈航》的形而上思考对于建构其艺术结构形式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诗中的“爱与死”、“彼岸”、“慈航”、“爱的史书”、“极乐界”数章，叙事的成份可以说被淡化和隐匿到了最低限度，而它们所提供的抒情性的境界却使人久久难忘。人们不应忘记，正是在这些章节中，诗人一再地重复了他那关于“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主旋律”的。

这种建立在“形而上”思考基础上的有形或无形的线索，成为《慈航》的艺术经纬。它的那一组组片段的生活场景，无论是对荒原的记忆，抑或对“宠偶”的“邂逅”，乃至对那一方“净土”的深情挚爱的描述，都是由这艺术经纬编织起来的独立而又是整体中的局部画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昌耀作为一个诗人的艺术匠心。

我不知道是否出于自己的偏爱，反正我在无数次的反复阅读中，似乎每每能从中感受或领悟到一种艺术阅读和欣赏中的愉悦和颖悟。尽管作为一篇完整的艺术构制，《慈航》具有整体上的艺术美，但它的每一独立章节，同样也可以成为人们阅读和欣赏的优美篇章。像“记忆中的荒原”、“邂逅”、“净土”等，如果作为抒情兼叙事的短章，我想同样会显示其独特的艺术光彩。

一部在艺术上具有完整结构形式的作品，并不一定以其严密的逻辑结构而成为“无懈可击”的范本。《慈航》所采用的某种“倒叙”和零星片段的生活场景的组构，必然的会形成很多“空白”和“短路”。人们无需为这种不完整性而斤斤计较和感到遗憾。因为一方面，昌耀的本意并不在于详尽地向人们叙述一个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或许可以说，这正是他试图以零星破碎的生活场景所造成的“空白”和“短路”来给于读者更多的“形而上”思考的机会。本来，当《慈航》发表的年代，人们的艺术欣赏习惯正处于开始转变的朦胧期，对于它的这种结构形式也许并未完全适应，这也许是它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如当很多更为“现代”和“先锋”的诗作纷纷登场之际，《慈航》的这种结构似乎已不再显得新奇。可是我恰恰认为，《慈航》之可贵正在于它的那种适当的对于艺术表现的“度”的把握。《慈航》的种种片段、生活场景的组合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不仅仅是要读者在脑际重新把这个故事来一番串缀续合。当然，有心的读者无疑会这样做而希望从这一故事中得到某种关于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可是当人们不是停留在这一故事的表现形式而进入对《慈航》进行文本分析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这一艺术文本的内在机制。

如前所述，《慈航》始终被一种“形而上”的关于人的灵魂的净化和超度所笼罩，而在这一净化和超度的过程中，它所建构起来的文体，同样也形成一个纵横相交的网络。诗中主人公的命运是直经线，而在他周围的“众神”以及土伯特老人和他的女儿，乃至对“净土”的描述，则是纬线的交织。人在现实关系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作品被净化和简化为一种“爱的沐浴”的关系，而这，正是诗人思想深处的一种具有宗教信仰性质的精神。他所建构的这一艺术文本，成为他对宗教世界的理想的皈依。人们不必一看见“宗教”二字便产生怀疑乃至反感。在诗人身上，这种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虔诚与执着，正是这种虔诚与执着促使其创造出一个神话世界，进而成为催动和激励人们的向善的境界攀登的动力。昌耀在《慈航》中所做出的艺术上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体现在这种神话世界的创造上。当人们阅读这一艺术文本时，有关“彼岸”、“慈航”、“净土”、“极乐界”的种种艺术境界的创造，实际上组合成一幅幅具有互相联系而又极其完整的象征境界，它们在“结构”的意义上所呈现的图景，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这是远比“故事”本身更应该受到重视的。

我还想指出，《慈航》全诗的十二章，也许是一种精心的布局。首章的“爱与死”和末章“极乐界”，可以说是对人类生存中具有永恒意义问题的思考。人类通过爱战胜死亡而达到极乐界，是昌耀作为诗人和虔诚的艺术宗教徒所追求的目标；然后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乃至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诗人难免或许被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所困扰。人们知道，“十二”这个数字是一年分为12个月的标志，也是“本命年”的指称，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思，不外乎体现着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希望一切重新开头。昌耀在历经大难之后，对人生有着透彻的领悟，所以他可以有理由宣告：“你既是牺牲品，又是享有者，/你既是苦行僧，又是欢乐佛。”在这种对人生体验的透彻把握中，他对世界将走向何处的思考，是“圆”的往复和循环，抑或是螺旋形的上升与发展呢？当“极乐界”果真成为人间现实之际，人们再来重新阅读《慈航》，或许会为人类自身所经历的悲苦命运而慨叹，也会为诗人的理想追求而赞赏，不过，正是因为人间有了那“爱”的超度，“慈航”才是可能的。这也正是诗人建构他这一艺术文本的指导思想，是形成他的艺术结构的一种观念和信念。

处在当今仍然充满困扰的世界，我们只好把诗人的这种理想作为灵魂的安慰与梦幻的寄托了。

语言和意象

凡事认真地甚或不太认真地读过《慈航》的人，我想他首先都会注意到它在语言上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将很难以优秀之作而立足于诗苑。《慈航》的最大特点之一，正在于它那简洁明净的语言风格，以及渗透在语言中的充满内蕴和力度的意象。

几乎是从诗的一开始，昌耀便以一种具有神奇的吸引力的语言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为诗的氛围所氤氲的境界。当人们读到：

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五指

朝向空阔弹去——

触痛了的是回声。

这样的语言，或许有人不习惯它的“陌生化”倾向。然而只要稍稍冷静思索一下，你将会从这种语言和意象中获得灵视的颖悟。在这里，“状如兰花的五指”就它的喻指而言，是对人的手掌的称谓，可是当五指“朝向空阔弹去”时，则不免使人产生一种联想；人们通常所说的“掌握”一词，在一种反向的意指中似乎暗喻着人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于是而有了“触痛了的是回声”的对历史的反思的意味。

我们昌耀在诗的一开始所创造的这种意象指向中，不难窥视到他对人的命运与历史相联结的一种深层思考。当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历史的回声将是沉痛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象的创造，所以“只是为了再听一次失道者败北的消息”才具有深刻的反思性质。

在下一章“记忆中的荒原”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语言和意象的魅力：

摘掉荆冠

他从荒原踏来，

重新领有自己的命运。

眺望旷野里

气象哨

雪白的柱顶

横卧着一支安祥的箭镞……

从语言的简捷明快的节奏中，你也许可以体验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可是当你把“重新领有自己的命运”与前面的“状如兰花的五指/朝向空阔弹去”联系起来解读时，更会体味到它的分量了。昌耀也绝非偶然地在此种诗的情境中设置了那气象哨雪白的柱顶上“一支安详的箭镞”的。这支“箭镞”，是指示着风向的，当令人不知其奥妙的“奇异的风”随意吹刮时，“箭镞”是无法“安祥”的“横卧”的。当昌耀以看似平淡闲适的笔触把人们引入这一特定的场景之中时，仅仅一个极富特征性的细节，却蕴含着对时代风云的暗示性呈现。我相信这绝不是我在解读过程中的一种任意发挥或误读，因为类似的情形在《慈航》中并非绝无仅有。

人们只要仔细地阅读“邂逅”、“净土（之二）”等章节，便会从那些充满诗意和被诗美所渗透的场景与细节中感受到昌耀诗的语言神奇的力量。我读《慈航》，常常被它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出自诗人内心感受力所获取的印象所迷醉。譬如“邂逅”的开头两句：

他独坐裸原。

脚边，流星的碎片尚留有天火的热吻。

这种感受，这种精神，以及这种语言所传达的神情和境界，不要说是一个正处在炼狱中经受精神磨难的人，即使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宠儿，恐怕也难以企及。当昌耀用诗的语言来表现他对现实人间的种种感受时，他心境的豁达大度固然是形成其诗风的重要因素，然而他的豁达大度只是表现在对人间真情和宇宙自然的热爱上面。他并不是以豁达大度为装饰而掩饰人世中丑恶的事物，更不以此来打扮成一个无怨无悔、无悲无愤的活弥勒形象。当他从某种生活细节中捕捉到诗的意象时，那被诗的语言所烘托的情境，总是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忘怀。当“那疯狂的一瞬”出现在“春季里的严冬”时，一方面是“冷酷得纸帽、癫醉的棍、嗜血的猫狗”在肆虐，而另一方面则是“天下奇寒，雏鸟/在暗夜里敲不醒一扇/庇身的门窦”。诗人把生活中令人战栗的“阴暗的故事”展示在人们面前，丝毫也不意味着他只用诗的语言和意象来制造对生活丧失信念的气氛。他的神奇的笔力在于，当他以笔触描写或抒发他所热爱和倾心的事物时，其中所蕴含的浓郁诗意可谓温馨四溢。人们不会忘记他写的“秋气之中，间或可闻天鹅的呼唤，/雪原上偶尔留下白唇鹿的请柬”这样魅力的诗行；更难以忘怀他以深情的笔触所描绘的那位“土伯特女儿黑墨墨的葡萄在星光下思索”的场景。这些如此美丽和温馨的诗句，对比与前面所叙述的那些“阴暗的故事”，显得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也许从另外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的信念。

当我们仔细审视昌耀的诗歌和意想时，还会发现他那种极富雕塑力的表现艺术，两章“净土”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明。诗人对于那颇具蛮荒意味的净土的着力描写，不是为了向原初的愚昧顶礼膜拜，而是祈求一个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的纯净相沟通的精神境界。所以他笔下的种种生活场景才变得如此富于诗意。不妨读一读下面这节诗行：

那最后的银峰超凡脱俗

成为蓝天晶莹的岛屿

归属寂寞的雪豹逡巡

而在山麓，却是大地绿色的盆盂，

昆虫在那里扇动翅翼

梭织多彩的流风。

 

还有：

沿着河边

无声的栅栏——

九十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

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

如同一列游走的

堠堡。

 

我之所以特别着重引出这两节诗，是因为它们鲜明地体现了昌耀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这种语言，很难说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技巧。它本身绝不是什么玩弄技巧的产物。这首先是一种内心的体察力和感受力，是诗人对于大自然的一种完全的沉迷和潜入。无论是大自然的雪峰之成为蓝天晶莹岛屿，抑或是昆虫的扇动翅翼梭织多彩的流风；也无论是对于游牧生活中那特定场景的精确描绘，以及那种只能说是出于内心的完全融入才能产生的感受，我们都会产生一种进入“化境”的阅读状态。问题还在于，类似这样的诗行在《慈航》，的的确确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艺术享受。然而，就是这样优秀的诗篇，从它发表迄今，五个年头已经过去，而我们的诗坛却对它相当冷漠。当我们一再呼唤杰作时，却对真正的杰作视而不见，这究竟是一种疏忽，还是我们的艺术审美能力出了问题？抑或是有着别的诗外因素呢？但愿历史将回答一切。不过我始终相信，中国诗坛将会以拥有《慈航》这样的作品而骄傲，文学史也会为之写上一笔而承认它的存在的。

原载《名作欣赏》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