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东京住所附近，有一家日式居酒屋——“江戸や鮨八”，那里是笔者招朋待客的“专用厨房”。只要有朋自远方来，总不免带着一起去轻酌几杯，散谈片刻，自己一个人偶尔也会去享受一番。

“江戸や鮨八”与一般的日式居酒屋并无太大区别，店内日式料理品种丰富，刺身、寿司、肉食等都一应俱全，日本酒、啤酒、梅酒等也自是应有尽有。当然，笔者常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还不只是因为这些，更重要的是因为与店老板颇为熟悉。

店老板名叫早津展久，他已经在“江戸や鮨八”工作超过25年了，在料理饮食行业内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资深职人”。迄今他已将“江戸や鮨八”的规模扩大到6家连锁店，身为老板却仍然坚持和员工一样穿着工作服亲自下厨做可口的料理给客人。“人活着，不就是应该工作为他人服务嘛”，他如是淡淡地说到。

笔者第一次去“江戸や鮨八”就餐时，就对早津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因是在其店内摆放着一个不起眼的饮料瓶做成的“募金箱”，上面写着“在中国还有很多小孩子上不起学，很多小学生买不起课本、文具、书包。我们正在援助中国福建武夷山八一小学，期待能得到您的协助”。

每次晚上去就餐时，早津先生总非常忙碌地工作、招呼客人。出于好奇，笔者与早津先生单独约了时间，详细地攀谈了起来。早津先生告诉笔者，他援助中国的小学已经有十七八年了，契机是他在年轻时得知在二战后中国民间曾不计前嫌地精心照顾日本人的战争遗孤，让他深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体制下都有善良的好人存在，中国民间存在的大爱让他很感动，于是决定从工资中拿出部分钱来帮助当时还非常落后的中国。他固定援助武夷山八一小学则始于2002年，当时在他的店内有位店员是来自福建南平的留学生，他告诉早津，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在其老家仍有很多小孩子买不起文具、课本，这让早津先生听后揪心不已，那位工作认真勤劳的留学生毕业的小学正是武夷山八一小学。

早津先生决定号召客人的力量一起来尽力，于是在店内摆上“募金箱”筹资，一些熟客和友人们也都很积极地支持他，他规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段每攒够十万日元就寄往武夷山八一小学，在规定时间内数额不足的部分，他就自己出钱补齐。早津先生也基本上每两年左右去一次中国，有一次去福建看望时，那些受援助孩子灿烂的笑脸让他深感未来的希望所在，而小学校长、老师也不断地对其奉献精神说“谢谢”，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很值得，“当初决定援助是正确的”。

不过，早津先生也提出，随着中日实力对比在发生变化，民间援助也变得今非昔比。早津坦诚道，“大约在20年前，对中国的小学校而言，几十万日元都算得上是数额巨大的援助，但目前已经不同了。小学方面的态度也好像在变化。我给对方写过3封信，也用电脑写过几次邮件，但都没有收到回信。此前每次去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目前越来越不可能了”。

最让早津先生不能理解的是，每次大老远跑去后，想见见援助小学的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困难，“可能是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糟糕的一面吧”，早津先生如是揣测道。此外，在他的牵线搭桥下，东京中野区的小学校也有意与中国更多的小学建立固定的合作计划，实施定期援助，但往往这些邮件寄出去之后，迟迟都不会收到中方的回应。

在日本民间援助中国小学方面，曾出现过一些让日本民间寒心的事件，比如哈尔滨双城市日本民间援建的希望小学，当地政府没有向日本方面做任何说明，也没打招呼就便宜地转卖掉了。即便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早津先生还是希望能将援助持续下去。

针对目前钓鱼岛事件引发的关系紧张，早津先生笑着说，“国家层面的大事，我说不好。但只是觉得，日中两国作为邻居，要实现友好，民间层面的交流互动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当下的民族对立情绪，早津先生说，“我只谈一点儿我个人的看法，可能说的不一定对。我觉得，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错。但有时我们都应该将视野放得更宽些，努力试着去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是很有必要的吧”。

我问早津先生最想表达的一句话是什么，他顿了顿说道，“我只觉得日中两个国家因为有过一段不好的历史，大家的心结到现在都无法解开。但不管两国在政治层面上怎么对立，两国人在想法上多么地不同，民间的交流都是不能断的吧，民间交流越多越好”。

早津先生说完，我举起酒杯说：“来，我们先干一杯！我今后一定经常来，‘民间交流’先从我们两个开始吧”。早津先生听完，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文/蔡成平 刊于《日本新华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