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矛盾因钓鱼岛主权纷争而升级，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也渐渐高涨了起来，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

就在8月19日“抵制日货”最盛的那天，笔者在微博上写道，“抵制日货者的‘爱国’之情或可理解，但忽视了中日经济是‘相互依存’，而非单向依存。日本需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中国也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今后20年内，中国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对奉行‘产业立国’路线的日本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抵制日货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抵制同胞，下场只有一个：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这一发言，可谓毁誉参半。赞成者认为，“无脑上街抵制活动有几次改变了历史？”、“抵制日货者应该回去检查下墙上刷的是不是立邦漆，‘立邦’正是日本的音译，建议刮掉，换成‘都乐士’什么的”；反对者则认为，“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别给小日本提气了，日本只是个小岛国”、“胡扯，有什么日货是中国不能自己生产的？”。

对于这些评论，我以往都会不置可否。但到了晚上，有好几位百万粉丝级的“大号”微博名人转了一条私信过来，私信内容是网上盛传已久的“呼吁书”：“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有的大牛还很客气，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一句“供您参考”，但“参考”完之后，剩下的只有两个字：无语。原来，在“爱国”这件当前中国最不需要付任何成本和代价就能赚尽眼球和吆喝的事情面前，不管大V还是小号，很多人的态度真的都像极了战前的日媒，“对内或许尚能争争民权，对外就彻底地只剩下一个声音了”。

其实，中国所谓的“抵制日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而引发“二辰丸”案，随即广东地区出现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21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到了1930年代，中日进入战争状态，“抵制日货”则更为兴盛，茅盾著名的小说《林家铺子》（原名《倒闭》）正是通过取景于江南一小镇，来描写这一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小说中，林老板女儿因爱穿“东洋货”而受人耻笑，“抵制日货”者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学，否则就剥光烧掉。林老板抱怨道：“哪一个人身上没点儿东洋货！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但牢骚归牢骚，他还是不得不花四百大洋贿赂“党部”，并撕掉商标当国货贱售。林家铺子最终倒闭了，原因不尽是“抵制日货”所致，但这种抵制对中小资产者的打击、当权者借此横征暴敛的嘴脸，在茅盾的笔下尽露无遗。

这一百多年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中国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原外交官吴建民此前表示，“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但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岂不很愚蠢吗？”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反对“抵制日货”者的意见。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则认为，“抵制日货应把握分寸”，因为“中国虽然通过进口能力而赢得了影响日本的潜在权力，但这种潜在权力受到替代性不强等多种因素制约而并不强大”、“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环球时报》早前的一篇社评则主张，应和日本打“连环反击战”，因为“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不会比日本社会的损失更大。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小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整体上蒸蒸日上，日本经济相对萎缩，两国角力，中方在士气上后劲更足”、“中国不会因民间反日情绪自乱阵脚，它只会增加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而日本社会比中国社会更容易分化”。

　　那么，事实上如何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根本不具备“抵制日货”的能力，正如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断奶一样，所谓“连环反击战”云云，则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中国经济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话，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而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本1955年至1970年“黄金十五年”的经验。在这15年内，日本不但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两大支柱：一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名企；二是完善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被誉为“一亿中流”的社会，中产阶级占据绝对主流，典型的橄榄球结构保证了社会的高度稳定。

因此，说中国与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都是不确切的。至于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拿来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对笔者所言，“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下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

　　中日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扎实的产业积累和完善的社会制度设计。中国自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处于“高增长期”，但中国几乎没有领先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非常脆弱，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更是不见踪影。这样的“高增长”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黄金十五年”。

　　那么，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现状如何呢？实际上，“合则两利”绝非政治口号，而是真实的写照。在中日经济互相依存的研究方面，很多机构和学者提出了很多数据，但实际上很难衡量谁更需要对方。如果没有了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日本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将不得不花更大的成本转战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但如果没有了日本的技术，中国的多数产业的生产线将无法开动机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中日间的“离岸生产”模式视为推平世界的推土机。

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扮演着基础性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而且，依靠庞大的企业财团模式让日企的海外扩张和生命力远强于欧美企业，中国数万家日企（笔者注：日媒认为约5万家，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约2.5万家）的背后集结着非常惊人的资本和技术力量，这种布局已经让日本在信息电子、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拥有可怕的话语权。

就拿东风日产、广汽本田而言，虽然号称国产化率高达90%，有些车型甚至超过90%，但剩下10%才是关键性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是真正技术实力的象征。这些仍需要进口的零部件缺少任何一个，生产的汽车都无法合格出厂。在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欧美寻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赖日本。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全球几乎被日本垄断，无论是日系车还是欧美系车都不得不依赖日本制造。

同时，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均保持绝对优势。而为了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在去年日本大地震后，由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反观中国，虽然GDP已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与东南亚、南美等地几乎没任何区别，仍然只是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还是打工仔角色，而非发包方，存在很高的可取代性。准确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是不存在的。走进日本的超市和商场，确实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往往只是限于鞋子衣服、鼠标键盘等最低端的产品。

就连拉动中国GDP的出口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装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一模式。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会损害跨国产业链条的正常运行，伤害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潜力。

　　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发起的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为连居民身份证都是日本富士施乐生产的国家的国民，我们有什么底气发动所谓的“抵制日货”呢？

每当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时，笔者心头总会不经意闪现出鲁迅先生1925年说的那句话，“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近90年过去了，那些应该着手的“坚实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就毫不客气地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近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看到国内充斥着几无意义的争吵，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让左右言论对立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举着“反日”旗帜就能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私产，苏宁打出的告示“停止销售日货”，味千拉面打出的横幅“100%港资，同族同胞，一样爱国”，实在像极了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

鲁迅对此也自是看得极为透彻，“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货”的“爱国者”们，请告诉世人，你们的勇气和底气来自哪里？只希望，若干年后，鲁迅的这些文字，真的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适用于今。那一天来得越早，则中国越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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