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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晚,日本爆发“紫阳花革命”,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在同一时间发起反核示威,要求野田佳彦撤回重启核电站的决定。据朝日新闻报道称,聚集在首相官邸前的示威者多达15万-18万人(据主持人的发表),国会前的大道被围得水泄不通。
在此之前的6月20日,日本参议院时隔34年修改了《原子能基本法》,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等联手在修正法案中加入了“利用原子能要有助于安保”的字眼。
这两件事一起事关“核电”,一起涉及“核武”,都与“核”有关。谈到“核”,笔者恐怕比一般人更稍多一些“亲密接触”。我曾在广岛生活过两年多,广岛除了有被誉为“日本三景之一”的宫岛外,“广岛原爆纪念馆”同样是游人必去之地,那里每年都举办声势浩大的以“反战和平”为主题的慰灵仪式,那是广岛人一年一度的盛事。
我踏上广岛的土地后不久,去的第一站便是“原爆纪念馆”,在那里生活的两年间先后带来自中国及日本其他地方的友人去过几次。每一次去,都会给视觉和心灵带来难以言说的震撼和冲击,馆内陈列的鲜活的画面和文字无一不在诉说着“核”的可怕。在广岛大学校园内,竖立着“原爆牺牲者纪念碑”,我所接触的广岛人也大都从长辈那里或多或少地听说过原爆惨剧。
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的体验,让多数广岛人从骨子里“反核”。战后的日本致力于实施和平教育,广岛堪称是落实的最彻底的地区。甚至有广岛朋友通过电视或报纸得知中国军费连续数年呈两位数增长、武器配备日益先进时,会很焦虑地说,“蔡君,请尽全力告诉你的国人战争是多么可怕吧”。
去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我与“核”又有了一次接触。震后,我与三菱商事及在日华人律师协会的朋友们一起赴灾区做志愿者。当时,道路上遍设了很多路障,车子导航仪指示的路线多次失灵,糊里糊涂地几个人不小心误入了“禁区”之内。
在那里,我和朋友们看到了一番别样的惨景。无数的巨石横亘在一望无边的荒野上,这些巨石来自远方,被海啸冲带至此。乌鸦在上空飞来飞去,放眼望去不见一人。然而,最令人莫名产生恐惧感的是无形存在的“核辐射”。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对离自己稍远的“核”侃侃而谈,但在“禁区”内的那一刻,如果携带的核辐射测量仪发出异样的声响,恐怕我们几个人都会陷入莫名的恐慌。
这些经历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核”问题。在冷战时期,美苏虽严重对立,但对使用核武器一直保持克制,谁都不敢跨越“核”门槛半步,“核”更多的是一种震慑力量。但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大国默契被打破,朝鲜、伊朗等地出现的核实验谜团,正在打乱目前的世界核秩序,而且新的核武国家在民族、宗教、领土上存在严重分歧,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也让核安全变得不可预测。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之下,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弹袭击、且刚刚遭遇核电事故的国家,日本难道不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主张“反核”的国家吗?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走向,德国及北欧国家正在领导反核潮流,日本却以“废核电将电力不足”为由,重启核电站,置反核民意于不顾;并在“自卫、安保”的名义下,将“利用原子能要有助于安保”这样暧昧的字眼写入基本法。
当然,过度解读日本国会的修正案措辞,或直接定性为日本要进行“核武装备”,未免是夸大之嫌。实际上,日本要实现“核武化”还面临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与和平宪法的理念背道而驰,绝非易事,但这样微妙的动作释放出的是危险的信号。
“日本要实现核武装,在技术、财政上都没问题”,原首相宫泽喜一在1991年时如是宣称。麻省理工大学工学博士出身的大前研一也认为,“日本不开发核武器只是考虑国民情绪,但只要下定决心,90天内可以制造出核武器,并搭载在导弹上”。石原慎太郎更极力主张“日本应尽快进行核武装”,安倍晋三也强调“宪法并未禁止日本为实现自卫可拥有所有武器,包括核武器”。
但换个角度而言,一个国家越是具备了实现核武装备的实力,越是不能在法律上开半点绿灯。奥巴马凭借建立“无核世界”的构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虽饱受争议,但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废核存在极高的期待。
作为唯一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注定了日本必须不遗余力地站在弃核的最前沿,日本应有这样的国家品格和觉悟。哪怕在当今世界,“无核化”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日本,请给世界这样一个梦想,这是日本的宿命,也是日本的使命。
文:蔡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