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认识与反思

文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是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作为文学的历史性认识成果的文学史，在无限丰富复杂的文学对象面前，始终面临着有限性的认识和选择的矛盾，这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根源于人对存在认识的历史局限性。面对无限扩展的文学空间和无限延伸的文学历史，文学史叙述必然是一种阶段性成果和文学认识历史的“备忘录”。每一部带有时代性与个人性认识标志的文学史文本，都将成为文学历史性认识基础工程的一部分，众多的文学史也将成为积淀与互补的开放性意义系统。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与反思，文学史作为行进中的思想过程形态，始终面临着对复杂变幻的文学历史认识的选择性矛盾。

 一、文学史对象的选择性

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确认与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策略问题。一部文学史不可能事无巨细地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八面出击，文学史家必须面对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性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对“什么是文学史”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上。在培根的知识分类系统中，历史被划分为自然的、市民的、教会的、文学的不同种类，文学的“历史”既是整个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作为文学对象区分意义上的专门史。将文学史纳入历史范畴，文学自然成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既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 [1] ]14-15“既然文学史所研究的为各时代的文学情况，那便和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等同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这课程便应以治史的态度去研究。至于某作家的历史的研究，那便是研究某作家的转机，更是历史方面的事情了。这样治文学的实在是一个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总之是一个科学家是无疑了。”[ [2] ]17站在史学研究的立场，文学成了印证社会思想的材料和文化研究的文本资源，文学史研究自然划入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同样，从文学演变过程和读者接受的研究视角，则会在文学发展的自身传统和审美接受中认识文学的历史，使文学史成为文学类型史、文学形式创新史和文学接受效果史。这意味着，文学史观的站位选择决定着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的视角不同决定着认识结果的差异。

对于文学史写作，韦勒克的质疑显然是耐人寻味的：“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 [3] ]302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矛盾是“文学”与“历史”二者不可兼顾，如果勉强为之，必然造成各自偏重或导致“四不像”的后果。“大多数最主要的文学史要么是文明史，要么是批评文章的汇集。前者不是‘艺术’史，而后者则不是艺术“史”。[ [4] ]303这种选择性的矛盾使人产生“根本不会有恰当的文学史”的怀疑，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像历史事件那样成为过去的存在，而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并存共时的存在。“所以，文学史并不是恰当的历史，因为它是关于现存的、无所不在的和永恒的事物的知识。”[ [5] ]305韦勒克怀疑文学史能否解释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通过历史的分析来把握，而只能通过审美判断来把握。

在文学史编纂中，对象的选择性矛盾还表现在贪大求全的操作策略上。从社会历史分期，到文学史的时期划分；从文学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环境，到作家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从文学思潮、文学社团的形成过程，到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及风格特征，文学史家力求从多元视角和不同层面描述文学产生的过程，索解文学流变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勾勒一幅文学发展演进的“全景图”。然而，这些有关文学创作的背景描述和外在原因的印证，对作家历史境遇与创作的关系认识虽然有意义，但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却是间接甚至微妙的。从作家的生活现实角度认识文学世界，不仅仅是观察文学的视角问题，它是对二者内在同一性联系的认同，而这种信以为真的认识判断，也潜隐着对差异性与复杂性的有意无意的忽略。另外，文学史对文学产生和演变过程的广谱性考察与描述，由于资料占有的不断丰富，由于认识视野的不断开阔，使文学史的文字量呈现膨胀的趋势，文学史越写越厚且内容越来越追求细致全面，变成一种极具兼容性的“庞然大物”。这样，文学史就成了柳宗元笔下的那只不堪重负的“蝜蝂”，“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这种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文学史一旦作为文学专业教材投入使用，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同样会面临选择性的矛盾。教师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讲授内容，根据自己的重要性原则和兴趣爱好处理教材与讲授的关系，使文学史课程教学失去了“史”的连续性特征，出现讲授内容率性而为的自我失控现象。

文学史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是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完成的某种价值判断。因为，“研究范围的确定以及从大量流传下来的原始材料中遴选出所谓的‘文学史实’，这本身就已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的关联；至于在人们赋予那些被提高为文学史实的作品、作家、方向、潮流、流派以及阶段的意义中，这种价值判断的关联就更明显了。通常，我们只要看看它们在研究中占多大范围，便可知道给予它们的重要性有多大。”[ [6] ]187但是，文学史家选择什么和怎样选择，这是对象自身价值与文学史家的价值认同统一的结果。文学史家生活在不同时代，时代观念的影响、文学史观的差异、认识文学史的视角、对文学史实的不同理解、对文学价值的评判角度，均影响着研究对象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标准。在时代的时空坐标点上，文学史家对文学史的认识结论注定是一种“后见之明”，它既面临对已经过往的文学历史逼近的可能性，也注定着文学史家作为有限性存在的时代认识的局限性。在文学史的认识与书写的漫长历程中，任何一种选择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在接受时间的考验的同时，也在迎接着未来的挑战。在文学史认识过程的意义上，任何文学史的认识均可视为阶段性成果，均具有未完成性特征，因为历史在延伸，关于文学史认识的对话还在继续。

二、文学史的历史性

“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它包括两层意义：“其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如果是指对象，就用‘文学的历史’来表述；反之，如果是为了表明研究和认识这一对象所遇到的问题，就用‘文学史’来表征。”[ [7] ]180 文学史的概念首先假定文学的历史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确证的依据是时间的连续性。如果按照文学产生的时间顺序看文学的历史，时间先后连续的文学往往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它只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时间自然接续。文学史是对文学的历史的认识和叙述文本，其历史性既体现在文学发生和演变的时间秩序之中，也体现在文学史家对这一时间秩序的认识与表述之中，文本叙述使文学史认识成为现实。当现实存在的文学变成历史性的存在，文学史实际上成为一种时间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形式。然而，问题是恢复与重建的历史与事实存在的过程是否具有对应性关系，这种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对应性关系，是具有同一性的真实呈现关系，还是一种选择构建和想象的结果，这是文学史认识矛盾分歧的基本点。事实上，正是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实证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分野。前者主张通过史料回到文学历史本身，旨在研究文学史“本身”如何运动；而后者则关注人们如何“认识”文学的历史运动，从文学史本体论转移到文学史认识论。两种不同的认识基点，开启了文学史研究的不同向度。

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积累有关过去的事实性知识——这些事实可以通过应用原始资料的考据方法加以确证；这些事实又依次决定过去应该如何加以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信念和价值观都是不相关的；他们唯一的关注就是确定事实与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般性的法则。”[ [8] ]149实证主义者确信：建立在原始资料考据与积累基础上的事实性知识，是历史规律认识的基础和可靠条件，由事实之间的联系所推导出来的一般性规律，才能使历史成为“信史”。然而，随之而来的质疑和否定却是致命的：“第一，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原始资料是一种不完整的资料，这种不完整不仅是因为如此多的档案被偶然或故意地破坏，而且在更根本意义上是因为大量发生的事件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第二，资料与其说是被作者有意加以扭曲，不如说是被作者在特定时空下的认识局限所扭曲，后者更难以识别。”[ [9] ]151在否定者看来，如果历史学家无法获得全面完整的原始资料，在一些残缺零碎的史料基础上，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历史连续性的把握和证明。而且，即使占有了相关的原始资料，作者对资料理解和阐释上的认识局限性也是难以避免的，有意无意的扭曲会与客观实证的诉求相去甚远。这种与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立场，其根本分歧在于历史能否通过事实和史料进行客观性地呈现与证明的问题。

E.H.卡尔在区分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学的事实的差异时，认为过去的事实是无限的，就其整体而言是不可知的；而历史学的事实是由各代历史学家出于历史重建和解释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历史事实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因为仅是由于历史学家赋予它们意义，它们才成为历史事实。”[ [10] ]153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事实无法全部了解与掌握，它是在有限的条件限制下进行的某种选择，经过选择的历史事实因而具有了意义指向。仅就历史学家所看重的史料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发掘愈加困难，人类将无法获得并保存全部的过去史料。在已有的史料面前，历史学家通常作出同化与顺应两种选择。所谓同化，是指史料选择来自他所关注的问题，史料为他所思考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证据，丰富了他对问题的认识和表述。而顺应则完全不同，由于史料的特殊意义，构成了它与历史学家的交流关系，史料并没有成为预期的证据，反之却将研究导向始料未及的道路，从而获得意外的收获。但是，不管作出哪种选择，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和阐释，都将是史料获得明确意义的前提。

文学的历史一旦成为历史性的存在，超越这种存在的文学史叙述就将面临如何认识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把一大堆事实，按照时间先后排列起来，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文学史了。如果没有文学史家以自己的识见，梳理组织、分析评价这些历史素材，至多是史料长编，而不成其为文学史的。事实上，即使是历史事件最初的目击者报导者如新闻记者，在纪录中也早已掺入自己的选择与判断了；任何文学记载、文献资料，无论如何及时又如何详尽全面，都不等于原生态的客观历史。”[ [11] ]这正是克罗齐将历史与编年史进行严格区分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是当前的历史，而编年史是死的历史。”[ [12] ]8

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后结构主义者的结论似乎走得更远。在罗兰·巴尔特看来，历史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作为文本建构的历史。历史写作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一致：前者总是对后者的选择。历史学家不是事实的收集者，而是能指的收集者和整理者。海登·怀特也认为历史叙事的形式和意义不存在于历史中，而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话语中。所以，历史是历史学家将一种叙事强加于过去的产物，因而是一种文学制品。强调语言的历史叙事对历史建构的决定性意义，无疑从根本上放弃了对历史客观性的信任，而将历史的合法性权力毫无保留地交给历史的叙事者，让他们像文学家那样建构和叙述历史。

文学史的历史性包括两个认知和表述的角度，一是时间线索和时间秩序地把握，对过往的文学历程的时间认知首先存在时期划分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审视原则，对文学史分期做出大致的划分，以便于时间范围内把握的便利。二是站在宏阔的历史高度对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史家的眼光构成鸟瞰的视野和评价高度。然而，这其中存在选择维度的差异，即回到历史过程本身和走向未来的企图。文学史的未完成性建立在历史客观性与史家认识表达的双重矛盾之中。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文学史也不是既往文学事件的自然记录，用语言创造和表达的文学经验，它隐藏在秩序化语言组织之中，形成由语言建造的文学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是隐蔽和隐喻的，它不像历史叙述的对象那样具有客观事实的可查证性，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无法在现实中寻找对应性的真凭实据。我们可以用历史学家的方法考察作家生活的历史状况，查证作家的社会阅历和创作的思想经历，甚至可以考据出作家生卒年和与人交往的事实。这种外部研究是一种事实性的证明，是把文学作为现实活动进行考察的形式。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是文学，它对文学产生和演变的历时性联系的认识，对文学历史中存在的既成性规律和倾向的阐释性概括，体现着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视角和认识方法。事实上，文学的历史性存在，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的存在。作家与其生活的时代现实的关系，构成作家历史性存在的“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在性质上与历史学研究的“历史事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作家和历史中的人物只存在特殊身份的不同。历史学家同样可以研究作家的生卒年代，考察作家生活经历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进入作家文学活动史的层面，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作家生活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无法进行印证性的对应研究。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作家想象的产物，是作家通过文学话语描述的“幻像世界”。 “艺术家的世界不是事实的或法则的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他完全是由幻想组成的，而他感兴趣的世界是由梦想的东西构成的一个世界。对他来说，……这些梦想既不是真是的，也不是不真实的；他对这种真和假的区分一无所知。它们只是在梦想着。”[ [13] ]52面对这个由想象构建的世界，将其拉回现实层面的“事实性”印证显然会隔靴搔痒终隔一层。文学史通常采用的这种把文学拉回现实的研究，之所以被韦勒克称之为“外部研究”方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和历史研究的差别也正在这里。历史可以通过史料印证或推测事实产生的原因，因为这种印证和推测建立在史料的真实性基础上。然而，文学史虽然可以通过作家生平史料证明其生活的历史，但作品与生活史之间的关系却无法得到言之凿凿的确证，因为文学不能成为采信的证据。

三、文学史中的文学

在文学史的时间框架中，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所指。它可以指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文学活动，可以指一种体现某一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也可以特指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宽泛的所指中，文学成为一个意义涵盖广泛且具有张力的概念。

由于文学史家对文学发展流变的历时性和整体性把握的诉求，文学史事实上成了文学运动史、文学观念影响史和作家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的阐释史。在这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作家被按部就班地嵌入时间和关系的框架之中，作品也成了印证作家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佐证，于是，文学史家对作品的阐释变得顺理成章，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保罗·德曼认为：“要成为出色的文学史学家，就必须牢记，通常称之为文学史的东西，同文学便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而叫做文学释义的东西，只要是出色的释义，事实上，也就是文学史。”[ [14] ]189他对文学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示怀疑，认为文学史进入文学释义的层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虽然话说得有些偏激绝对，但他却道出文学史的一个事实，即文学史中有“史”而没有“文学”。这里的“文学”指的当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和现象，而是指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处境也与时期的不同划分有关。面对文学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这两个参照系统，文学史的时期划分标准和依据应该采取二者兼顾的原则，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多数文学史是根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被采用。”[ [15] ]315以时代更替和社会变革为依据的历史时期划分，如果与文学内在演进历史相吻合，文学史时期划分与社会历史时期的重合自然实至名归。但是，如果这种划分与文学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况不相一致，这种同一性选择的合理性就会遭到质疑。因为，“文学的发展可能超前或落后于总的历史发展，另外不同文学种类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 [16] ]213事实上，关于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关于建国前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等问题的提出，均可视为文学史分期顺应社会历史时期划分原则，而忽略文学史自身演进的连续性所暴露出的矛盾。这意味着，文学史的分期应该对应于文学自身演变的脉络和阶段性，时间的硬性切分并不意味着内在连续性的根本性割断。

在文学史的时间框架中，“文学史用它自身的方法只能把握作品历史性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以称为‘历时性’的方面。这个方面将作品置于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过去的位置，从而从发生学的角度强调作品的生成条件，强调作品属于哪个文学流派，哪个方向，哪个时代等等，从功能的角度强调它的接受史或效应史。“[ [17] ]186这种对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认识与把握，通过文学史的叙述话语实现了一个线性的文本秩序，文学作品也会根据文学史家的价值原则和整体构想有选择地进入文学史叙述文本，成为整个文学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同一个历史时段中，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构成了不同意义上的关联，通过这些关系的确认和证明，文学史家实现了文学史内容体系的整体建构。

如果从文学空间存在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话，文学文本在其面世之日起，实际上已经挣脱了时间的限制，而融入一个由文本并置存在的文学空间之中。在图书馆和任何承载文学文本的场域中，文学历史产生的时间联系已经为人所忽略，文学会像博物馆中不同时代的绘画一样，在同一个空间中并存，以独立的文本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从历时性的时间视角把握文学之间的联系，由于作品产生的时间距离的接近，往往会造成交互关系认识的错觉。事实上，同一时期的作品之间的联系并不都是一种直接影响的关系，有些作品在精神联系上并不与它产生的时代具有对应性，它的精神资源、母题或主题、语言风格可能来自于某一文学典范的启示，它的产生是在向一个久远的过去的回应和致敬，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汇入了一个文学的空间群落，成为一个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这种文学空间联系的认识，需要以一个长时段的时间距离为条件，它不是一种猜想与推测，而是一种鸟瞰式的洞察。所以，文学史在构建时间认识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具备空间观照的视野和观念，使文学的历史认识与文学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实现一种相对合理性的默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