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位老人、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的去世，让我检索了一下公众知识分子的定义。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众知识分子。

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人们尊称季老为“国学大师”，是否恰当，我无法评价，只是从先生的研究领域来看，似乎离“国学”很远，就连季老自己也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知识分子需要跨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丰富的精神支援，培育起更博大的关怀意识、更深厚的知识根底，让自己的学术超越学科的界限，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效应。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无话可说的知识分子是狭隘的；同理，对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当下的境遇完全不置一辞的学术是闭塞的。

　 当一个知识分子对所处时代的生存事实失去热情，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时，其学术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广博的学术在与世隔绝的书斋或者实验室中是很难培育起来的，它应该源于更广博的公众情感和人文关怀。

　有公共关怀的学术不是知识者对自己的渊博知识的炫耀，公众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被商业炒作所左右，而应该时刻保持科学的态度，在公众的喧哗声里保持一份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