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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的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尤其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医院里,我们感觉到的更多是世态炎凉,人心冷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一个问题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为什么如此缺少抚慰生命的善意?没有抚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诚意吗?
正是在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经变成了愤慨.愤慨已经变成了无奈和淡漠的时候,我谈到了刘易斯·托马斯所著《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的札记》一书,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和医生,已于1993年病故。在他写的这本自传性著作中,我见识了一个真正杰出的医生,他不但有学术上和医术上的造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丰富的同情心。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因曼尝言,科学这把钥匙既可开启天堂大门,也可开启地狱大门.究竟打开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指导。我相信,医学要能真正造福人类,也必须具备人文品格。当然.医学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运用它的人赋予它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要拥有许多像托马斯这样的具备人文素养的医学家和医生。托马斯倡导和率先实施了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正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眼光。
很显然,在托马斯看来,人生体悟和人道精神应是医生的必备品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医术之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个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个载体。
毫无疑问,医疗腐败仅是社会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赖于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但是,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安危,医疗权利实质上就是生存权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别的关注。问题的解决无非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医生资格的从严审定,有关医生责任和病人权利的立法,医疗事故的公正鉴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医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
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和不负责任。有一回,我的怀孕的妻子发热到40度,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过敏,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图从那里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家医院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不会引起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这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她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末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无法置信,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出类似情形使我失去一个女儿的遭遇,这才得以办成出院手续。
记载我的丧女经历的《妞妞》一书拥有许多读者,而这些年轻的医生都不曾听说过,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感到寒心的是,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我却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直觉告诉我,他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因而我无法用我熟悉的语言对他们说话。托马斯谈到,他上大学时在一家医院实习,看见一位年轻医生为一个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医学的无能,于是对这家医院肃然起敬。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医学院肯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出的医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以上摘自周国平《医学的人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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