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一直称她为我的故乡，或者是我的第一故乡。记得刚来新疆时，我写的一篇作文——“北京，我的故乡”曾经受到老师的格外好评。因为我最早、最多的记忆是从北京开始的，是从北京的一个胡同开始的，在那里我开始上小学、长大。最近，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事始终强烈地在我脑海里活跃着。在此，我就从屯绢胡同说开去。

北京西单区的屯绢胡同是我最早记忆中的家，在我一个小孩的眼里，那是一个很长很宽的胡同。

胡同里的大宅门和枣树

胡同街的一边几乎是砖灰色院墙，墙顶上落着暗灰色的瓦片，墙面一抹银灰色，那里好像是一个有钱人家（当时可能称为资本家）的院落，因为常有小汽车出入，小汽车走出来的衣着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跟随的大人穿着很亮的皮鞋，有时还是白皮鞋。那应该是一户私人宅院，院子大到从胡同口一直到胡同底。你沿着胡同走下去，路上一抬头可以看见这个院落里的枣树全都伸出墙外，每到秋天，一树树的绿色带点暗红的青枣会自然落下来，掉到胡同的人行小路上，有时候，小孩们很调皮，已经不满足只捡落在地上的枣吃，他们要自己打伸出墙外的树上的枣。一群男孩、女孩围着，其中包括大妹和我，看准枣树高处的大枣，男孩用树干打枣，女孩则在地上捡枣，一会儿，树上的枣会呼啦啦地掉下来，满地都是，我们都去捡。如果门口的主人出来，小孩们一溜烟跑开立刻作鸟兽散去。

四合院门前蹲着两个大狮子

而我们家则住在胡同街的另一边，打枣的都是我们胡同这一边的小孩儿们。这一边有很多小四合院，大概半中腰位置就是父亲所在的粮食部宿舍，不过这个四合院好像比一般的要大，因为它有前院和后院，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几进几出的那种四合院吧？！现在想起来可能也是赶走了一个大户人家后国家机关的安排，我们几户人家好像都是粮食部的，也有少数国务院机关的住户，可能粮食部机关也有部分办公室安排在这院落里。后来我知道我家搬走之后，部机关办公室很快就搬迁到西单闹市区了，就在西长安街的街面上，而我们原来的几户人家以及新户都陆续搬到南菜园那里了。记得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的门口蹲着两头石狮子，在我眼里狮子很是高大，偶尔我们也会爬到狮子身上玩儿。石狮被来往出入的人们抚摸得光滑、锃亮。

童年记忆中的甜味、京味和叫卖声

童年的有些事我是忘不掉的，记忆最多的竟然是许多味道，甜的味道，还有声音，那种抑扬顿挫嘹亮圆润的仙乐般京味妙语。那时候，每天早晨，母亲会给我一角五分钱买一个火烧加一根油条，每每想到那时候的火烧、油条，会有缕缕余香绕齿。中午放学回家会听见挑担子老大爷的叫卖声，他是卖甜品小吃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甜果酱，二分五厘钱一个小杯，五分钱两小杯，那个小杯是可以吃下去的，有一阵我老在想，果酱小杯怎么能吃呢？小时候我一直都不喜欢问人，因此有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会纠缠我很久，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米浆做的，里面的果酱则有苹果、山楂、鸭梨等各种水果味道，也有混合味道的果酱。只要听到老大爷的叫卖声，就有一帮小孩围拢来，挑担的大爷放下扁担，耐心地问小朋友要买什么味儿的。当然，这种小杯果酱大人们并不会常让我们买，而是好多天才会给我们几个钢锛儿来买。夏天天热了，又会有卖冰棍的叫卖声在胡同里一阵阵地萦绕响起，通常老大爷只是在前后背上抗两个广口保温瓶，外面有棉套包着，里面装有三分的小豆冰棍和水果冰棍、五分的牛奶冰棍。也有拉着一个装有外包棉套的保温瓶的小木车的老人，其实不应该算老人，应该是那种穿得简朴的中年人，一听到叫卖声，我们小孩儿也会问大人要三、五分钱买来吃，趁机出来和小伙伴们玩一阵。

屯绢胡同家里有连环画和小喇叭广播

记忆中我们在这个院里搬了两次家，那时家里五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大妹、大弟（他已经是后来者了）和我。第二次的家是两间，前屋和里屋，奶奶和我住在前屋，一张桌子挨着床，里屋有个墙洞，那里放着一些被褥等杂物，可是那个储物墙洞却成了我们小孩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我们常常是玩够了，把墙洞里的东西搞得乱糟糟，总会遭母亲的一顿训斥。可是下次又忘了，继续捉迷藏的游戏。在那个院里，父亲还给我们订了一份连环画报，其中的“一只眼、两只眼、三只眼”和“七色花”是我最钟爱的两个童话。放学后玩游戏演剧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抢着演“二只眼”，都不愿意演“一只眼”和“三只眼”，我们相互讲述着做梦中有一朵“七色花”的经历。还在那个院里，我听完了孙敬修老爷爷的小喇叭广播——西游记的故事和宝葫芦的故事，我曾经梦想着成为孙悟空，神通广大，所向无敌。而我更梦想着有一只“宝葫芦”能帮我做功课、答考试。

南顺城街小学

我在屯绢胡同的小学是南顺城街小学，离家很近，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长着参天古树。我记得有好几棵老槐树占据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空间，那是我们下课活动的场所。老槐树古铜色的树干，被我们攀爬摩挲得滑溜溜的，一到夏天，树上有蟋蟀、知了的叫声，树叶茂密，抬头不见天，阴凉极了，只见树上会不时有吊死鬼（一种软的小虫子）从树干的枝头下来，它是吐出一缕缕长丝倒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表演倒立。男生常常捉吊死鬼吓唬女生，偶尔还捉来毛毛虫放入女生的书包里或文具盒里，最怕的恶作剧是捉来毛毛虫放入女生的衣领。到了秋天，白色的槐花开了满树，花还可以吃，一股股的槐花香味扑鼻、飘满校园。我的一年级班主任是女老师，姓崔，长得很漂亮，高挑的个儿，两条黑黝黝的大辫子甩来甩去，像是她整个人在飘动舞蹈似的，课后她总是跟我们一起活动。女生把皮筋两头分别拴在两棵树上跳皮筋，而男生通常追逐着捉迷藏，崔老师或者跳皮筋，或者和男生玩，那时我们的小学校还没有单杠等器械。但是只要一听到传达室老大爷的摇铃声响起，同学们就撒丫子似的跑到教室里上课去了。

包书皮、苏联故事和“请你”

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会了包书皮，还学会读书写字之前要洗手。原来那时正是中苏友好年代，我们的课本里常有苏联故事，其中一篇是讲保持课本清洁卫生的，老师也要求我们向他们学习，读书前要养成洗手的好习惯，后来我基本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我特别不喜欢谁把我的书翻脏。我们还学会了与人说话要讲礼貌，那个苏联故事是这样的：在家里和哥哥姐姐闹了别扭的男孩小李气鼓鼓地跑到院子里来，看见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老公公知道他生气的事情后，于是教给小男孩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的妙招，告诉他如何礼貌待人的方法。老公公告诉小李说，跟人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要轻声说，“请你。。。。。。” 原来白胡子老公公的魔法就这么简单，小李回到家照着老公公说的做了，收到了哥哥姐姐还有奶奶的原谅，他们给他彩色笔画画，说好带他去划船。我还记住了那个美丽的俄罗斯的小姑娘和可爱小熊、熊爸爸、熊妈妈的故事。

春游和天安门广场的自来水

学校里的春游也非常有意思，记得最清楚的是去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母亲给我准备了两个面包和一根香肠、还有一个香蕉和一个苹果，大妹虽然不去春游，母亲也要给她一份，这样我们都非常高兴。小时候我总盼着每年的春游，因为只有春游我们才能吃到这些好东西。同时，母亲还会给我两毛钱，但是我和伙伴柴志她们都不舍得花掉，即使口渴也不吃冰棍，而是就在广场沿路的水管喝自来水，我上小学时，沿着东西长安街已经铺设了自来水管，长安街隔几步就有一个水龙头，人们渴了就对着水管一顿猛喝，那时的水似乎没有什么污染，我印象中北京的水特别甜，刚来新疆时我越发感到北京的水太甜了，所以老是怀念着天安门广场那里的自来水。在景山公园，我们去爬山，去那个皇帝上吊的大树底下参观玩耍；在北海公园，我们划船，老师带我们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我们总是在湖面上划船到傍晚，童年是那样的无忧无虑。。。。。。

小学的伙伴们，现在你们在哪里？

当然，我还记得在那个胡同学校的第一、二个学年里，我的全部功课五分，被评为优秀生，还有机会去少年宫看一场专门招待优秀生的电影呢，那时我的心里不知该有多兴奋！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的玩伴柴志、康玉琴她们也都很棒的，可是只有我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待遇。伙伴柴志长得并不好看，却很可爱讨巧，因此很受老师的喜欢；而康玉琴长得既好看又聪明，老师也很喜欢她。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不起眼，不过上帝可能眷顾我吧！ 对了，我记得和我在一个胡同院里住的还有陈印玺同学，她的名字很特别，就像皇帝的名字或者名字上盖一个大印章似的；班里还有一个叫谷亭的同学，她长得十分机灵、可爱，还会跳舞，名字又特别好听，所以我也记住了她。写到这里，我会想，这些儿时的小伙伴现在都在哪儿？我能见到她们吗？哪怕听到她们的消息！

心里的呼唤

1972年12月，我来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就想寻找我那最早的北京的家，我曾去了西单，没有找到，但是我那时没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做，只是常常在心里呼唤：屯绢胡同，你在哪里？。1975年，有幸回北京上学，我还是想寻找一点屯绢胡同的影子或者痕迹，但是越发找不到了。我在心里又一次次呼唤：屯绢胡同，你去了哪里？我想念我在北京的屯绢胡同，因为那里盛着我童年的所有记忆。

后来父亲调到农业部工作，我们随着离开屯绢胡同，搬到东城区的西大桥的农业部宿舍。宿舍附近有一大片旷野，相比屯绢胡同，那里的宿舍院子很大，天空很蓝，视野很开阔，校园也很大，可是我老要想起原来的屯绢胡同，胡同里的青枣香、火烧味、浓浓的京味吆喝。。。。。。

2008.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