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得到了耶鲁大学本科的奖学金。在耶鲁的四年之中，我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宽，经济学、德语与德国文学、数学、英语文学等，但在学业上我最投入的是历史。我在耶鲁选的十门历史课程包括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宗教改革、18世纪与19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俄罗斯现代史和德国现代史，当我告诉国内熟人我在耶鲁学历史时，很多人的言谈话语中好像我是个懒人，想逃避自然科学与工程类的科目，或者是个学不了计算机与电子工程的失败者，还有人奇怪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种不实用的学科。

　　这两种看法反映了很多中国人对人文学科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是极为错误的。在美国的一所著名大学学习历史，既不轻松，也并非不实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通过克服学习历史遇到的困难而学到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比起我原来在清华大学生物化学专业上一年级时的经历，或是在清华附中理科实验班的课程，耶鲁的历史课赋予我的挑战要大得多。在耶鲁苦读四年之后，我的学识获得了极大的充实。

　　耶鲁的大多数历史课程每周都要上两三次大课，参加一次讨论课，还要完成残酷的200页乃至更多的阅读。每学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还要提交两篇论文，开始时就连听课时记笔记和按时完成阅读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写论文就像是恶梦一般。通常，从论文布置下来的那一刻起，我的麻烦就开始了，论文的题目是不确定的，比如：“自选有关古希腊史的任何一个题目”、从50本有关中世纪史的书中“自选一本写书评”，或是“从卡尔·马克斯的《资本论》与法国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中选出的章节进行比较与对照”。而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篇论文有着前后呼应的论点，这些论点从很多书籍或刊物文章中得到论据与相关思想。对于这样的作业，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则是：你在论文中所说的一切，必须反映出你自己的思想，因此简单地重复某一教授的观点或是书里的什么内容，将不会使你获得好成绩。在耶鲁上学的第一周，我们就牢牢记住了剽窃在学术领域是一种重罪，每年都有学生因剽窃而受到惩罚。

　　当我看着布置下来的论文时，脑子里往往是一片空白：有关古希腊史的“任何”题目？但是哪一个？又从哪里开始呢？甚至在我把题目缩到了比如说是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一生业绩，仍然有着关于他的数千本书和文章。我的主要论点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提出哪些要点？论文中应该包括哪些材料以支持我的论点？我常常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花上几小时，几百页几百页地阅读；有多少晚上我在图书馆里踱来踱去，力图定下论文题目，并选择出我的论点。而我绝不是唯一面对这种困惑的人。耶鲁的学生抱怨论文就像伦敦人抱怨天气那样普遍。花上整夜整夜的时间完成论文则是耶鲁学生对“美好校园年华”的相同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渐渐认识到了这种看似缺乏指导性的教育的价值。在很大的范围内允许学生自己选择论文题目反映了西方对个人原动力的信任。学生们受到鼓励自己做出选择，他们的兴趣主导着他们随意发展。在各个不同层次上，在摸索论文题目的过程中，之后在筛选手中材料时，以及最后用这些材料构成睿智的论点，学生们学到了迅速处理以及批判性地利用大量信息资料这一重要能力，这是一种不仅用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技能，而且用于学术领域以外的很多领域，在那些地方信息资料纵横交错地出现，而不是像清晰的教科书上的段落那样，准备一句句地喂给被动的学生。

　　我发现历史课中需要的语言技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为历史包含的题材很宽——政治事件、社会变化、文化与艺术运动等等——历史系的学生必须掌握很宽的词汇面才能描述并分析这些不同的主题。对于我的历史课来说，我写过的论文有关于雅典与斯巴达在波斯战争中使用的军事战略、中世纪哲学家阿伯拉尔的自传、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农民的起义、中国清代早期的生态环境危机，还有很多其他题目。大量的阅读、写作与讨论使我迅速地吸收并掌握了新的词汇与修辞技巧。而且令人高兴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也是优秀作家，他们对英语的精妙运用使他们的著作成为英语说明性散文的最好典范。

载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