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思文存

刍议历史的嬗变

【跋】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然而历史命运往往会蜕变为个人命运，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便只能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不能深刻地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物质富足了，钱包鼓起来了，我们就算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了？GDP上去了，我们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对中华民族来说，还有许多历史教训需要深刻的总结与思考。我们曾经历经苦难，倘若要真正获得辉煌的话。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亟待我们前赴后继的坚韧拷问。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对历史的反思精神。真正能配称得上民族脊梁的英雄，一定是悲壮的。因为他往往只是播种，而从不参与收获。

二十世纪在世界的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期间的中国狂飙突进。没有那个世纪像这个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大浪淘沙。没有那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以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了一笔数不清理还乱的糊涂账，完整无损且又良莠不齐地留给了我们。

历史是兴衰，历史是命运，历史是偶合，历史更是遗产。在世界东方，不知有多少人因中国而成就了伟名，亦不知有多少人因中国而名誉之扫地。死后恢复其名誉的更是大有人在。

“盖棺定论”讲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却不能讲一段历史的完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一】

列宁的苏联对中国最早看好的“代理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的苏联对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然而，他们的历史却给后人带来不尽相同的观点。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苏联派出了副外长阿布拉莫·阿道夫·伊布拉希莫维奇，(中文名叫越飞）作为列宁的全权特使来华，主要是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解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以此确保其苏联的国家利益。并递交了列宁给吴佩孚的亲笔信，提议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让越飞没有想到，吴佩孚在有关中国利益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不肯让步。越飞在北京的半年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毫无工作进展。于是，莫斯科指示他转向发展与南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关系，实行以南压北方针，以期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

在北方受挫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上海的十天时间，他几乎每天同孙中山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会面洽谈。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历史上很少提到，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以此指责国民党出卖中国利益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了。

《孙文越飞宣言》中公开表示：“……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入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一个苏联政府的副外长及列宁的全权特使。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是因为自己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以及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他要用苏联政府的承诺来对中共的发展加以遏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中山压吴佩孚、以南方政府压北方政府。

所以，《孙文越飞宣言》中后面更为露骨地公开表示：“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联声明不主动促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联红军不必从外蒙古撤退，并理解外蒙古对苏联重要的战略地位。”

孙中山的兴趣在于让苏联遏制中共的发展。越飞完全让步并满足了其要求。

越飞的兴趣在于中东路和蒙古问题上的苏联国家利益，孙中山完全让步并满足了其要求。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共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后来由于政治的需要中共并没有将《孙文越飞宣言》，作为其党史中重要的关键点公布于众。

而列宁于一九二零年三月，向中国派出的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他的首要任务及尽快组建中共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列宁向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其首要任务和主要目的所在：“由维经斯基帮助中国同志，尽快组建中国共产党，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在这个前提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

从实质上来看，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是在他革命遇到低潮时的权宜之计。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唯他所用的中共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充分地说明了其联共政策的真正用意：“要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共产党。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能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倘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而陈独秀早就看透了孙中山的这一居心，他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就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只应该支持其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可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今天中共的许多史学研究文章和文艺作品中，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歪曲和欺世盗名的谎言。这难道也是政治的需要？

陈独秀难道还要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吗？

现在的人们该怎样去理解北伐战争那些激流跌荡的年代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