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思文存》六十年代上海的一段偸情史
(2018-01-21 10:27:09)《久思文存》六十年代上海的一段偸情史
当事人和女一号生出一妙计,他们在两家公用的墙壁上掏出两个洞。在灶间的一洞用于将手伸过去,隔墙抚摸,而在楼上的一洞则用于避人耳目以便往来。不幸他们在一个晚上往来时被邻居发现,
“文革”期间,全社会对于个人生活控制极严,从单位到街道,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群众雪亮眼睛的监视中,天罗地网,无处可逃。个人要是有点什么隐私,这一幕幕活剧该在什么样的空间上演呢?
当时上海各单位的领导,对这些“生活作风”问题齐抓共管,一发现苗头就“谈话”、办“学习班”、内查外调,直至“扭送”机关。这一过程中生成大量的书面材料,都塞到当事人的档案里。可惜这些档案不公开,一般人不得而知。上世纪末很多单位关停并转,这些档案纷纷被当作垃圾扔将出来,于是我们有机会窥见当时的冰山一角。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生活作风错误”案卷。
案卷的主线是当事人与一个相好在1966-1972年的感情纠葛。故事发生时,当事人已经45岁,苏北人,抗战中到上海谋生,先后服务于多家浴室。女方为纺织工,家住隔壁。两个人的感情淅淅沥沥地绵延成三段。
先是在1966年秋,男女双方开始全面来往,到1967年“五一”节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如胶似漆。1970年4月,女方向组织告发;7月,单位为当事人办“学习班”。到9月间,旧情重燃。1972年春节,女方家属向组织告发,单位又为当事人办“学习班”。当年6月,两人重修旧好;8月,当事人被女方之子打伤,之后单位第三次为当事人办“学习班”。
女方丈夫因“支内”去了内地,家里有三女二子,长女在故事发生前已经结婚。当事人自己也有家庭,妻子“黑皮”也是纺织工;膝下三子,阿大也已经成年。
“黑皮”对当事人如此施以德政,是因为她自己也有短板。她在做姑娘时就跟她姐夫有染。女方的丈夫以前在单位里也曾有个相好,平常又爱说话,才被领导发配去“支内”。
案卷中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人际关系图。种种委曲在此毋庸细述,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每一位都有一根代表私情关系的粗线条。
应该承认,当事人与女一号确实是有感情的。在他们相好的第一阶段,当事人后来描述道,基本上每星期都会来往一两次。对案卷中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这些事件主要集中于第二、三阶段,平均下来每次接触的间隔不超过十天。
一次完整的私情过程从程序上一般由碰头、约会两部分组成。其中约会的性质又可分为两种:游玩性质的约会、两性私会。这样,私情事件的空间可分为三种:
由于时间短暂,碰头对空间的要求并不很高。只要在周围人不注意时说一句话,甚至抛一个眼神、做一个手势即可。因此这类行为很多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诸如家门口、社区的公用设施边。了不起的就是等在对方的必经之地,说上三言两语。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碰头”并非巧遇。男女双方主动的次数大体相当,但空间上有明显差异。男方发起的碰头,一般是等在女方上下班的路上。女方主动的碰头,要么在家门口,要么就直接跑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
游玩性质的约会对空间要求较“碰头”高,它需要一个避开熟人的环境。因此这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要广阔得多。以两家住所为起点,“碰头”活动的平均距离是200米,而游玩活动则平均达4000米。
最常见的情境是,女方到亲戚家、小姐妹家或其他地方,她就提前几天在碰头时告知男方,约好在某地会合,聚齐后一起向目的地进发。快到了,男的找一个地方等着,女的去办事。等女的办好事回来,两人再聚齐,或去其他地方游玩一通,或者一路走回来,回到某地,分手,各自回家。
这么大空间范围的活动,当然常需要搭乘公交。但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与女一号出去游玩都喜欢步行,而且多在去女方亲眷家的路上。这与青年男女谈恋爱喜欢上公园、看电影、下馆子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当是公园、影院、馆子之类场所被熟人撞见的几率较大。而且,让男人陪着去走亲戚,既可解途中之寂寞,又可以让男的帮着拎东西,实在是两得之举。
这类活动的空间对环境要求最高,不仅要隐蔽,而且须不受干扰。因而在各类空间中,以此类空间资源最为稀缺。两家一墙之隔,最便利的私会空间当然是在彼此家里。在双方天雷地火的第一阶段,他们正是充分发挥这一地缘优势,因地制宜的。但到了第二阶段,这一地缘优势已十分脆弱,于是女方带男方去女二号家,在那里他们如鱼得水了一段时间。不料女二号摩拳擦掌,分甘不足,还想独霸当事人,当事人和女一号只好撤离。
之后双方再续前缘,但其时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不得已他们铤而走险,在家里私会,还没入港,邻居家已经灯火通明,有人在等着准备棒打鸳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