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思文存》杨贵妃真的“快递”过荔枝

又到了瓜果梨桃等各种新鲜水果陆续上市的时节，从史籍记载来看，汉代皇家果园已栽植苹果、葡萄。

在中国古代，“南海献龙眼、荔枝”被称为“鲜献”，汉和帝刘肇曾专门诏令禁止“南果北运”之“鲜献”……

在《经诗》、《山海经》等古籍中，桃、李、梨、枣、梅等中国传统的果树都已出现在当时的果园里。如《诗经》中，就有“丘中有李”，“八月剥枣”、“华如桃李”……这一类说法。

《诗经·周南·桃夭》一诗，则是南方姑娘出嫁时所唱的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树枝繁叶茂，鲜艳的桃花正在盛开，新人以此表达对未来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诗经·大雅·抑》中还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说法，折射出先秦时期在鲜桃上市后，古人和现代一样也喜欢拿桃送人，一起尝鲜。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产于南方，加之物以稀为贵，中原对荔枝视若珍宝，一枚难求。荔枝保存期不过几日，在驿马“慢递”的唐朝，及易变质的荔枝是如何从南国运到长安的呢？而唐朝的驿站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在古代荔枝又称为“离枝”，因为它不能离开树枝，一离开树枝，则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天以后即使不腐烂，也没什么好味道了。如白居易的《荔枝图序》中提到：“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关于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最权威的史料《新唐书·杨贵妃传》中有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由此可见，杨贵妃吃的荔枝都是鲜果，而唐玄宗为了讨心爱的女人的欢心，不惜千里迢迢，通过驿站从遥远的南方为她运来新鲜荔枝。南宋文学家谢枋得甚至在《选唐诗》中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

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一书中，记述了50多种南方果树；同为南宋人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一书里，也记载了很多南方水果。因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爱吃荔枝，故而荔枝的名气最大。

杨贵妃出生在四川，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为了满足杨贵妃，朝廷“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唐代诗人杜牧因此写下了读者熟知的《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从史书上看，将南方水果送给北方权贵尝鲜其实并非始于唐代，更冤枉了杨贵妃。

尽管唐代的驿站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但从常理看，盛产荔枝的南国距长安千里之遥，再快的马也不可能一日抵达。后人考证认为，杨贵妃所食的鲜荔枝是采取将带果大树移植的办法送到长安的。史载：“以连根之荔，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揖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

此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荔枝是中国最早采用低温和气调贮藏的果品。《广东新语》记载了一种办法：“藏荔枝法，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蜜水满浸，经数月，味色不变”。意即将荔枝连枝带叶装进竹桶，两侧用蜡封住，可保鲜多天。

《荔枝谱》中介绍了另一种办法：“乡人常选鲜红者，于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穴，置荔节中，仍以竹箨裹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

另外，竺可桢指出，隋唐时代，气候比近代温暖。在公元650年、669年、678年的冬季，长安都没有冰雪，梅花树长于皇宫（现在的梅花树不能在冬季的西安生长），这充分说明当时气温较现在更高。就四川盆地来说，唐朝时的温度比现在高出2℃左右，加上周围高山阻挡了冬季冷空气的入侵，使四川盆地大部地区的气候条件都适宜荔枝的生长。

仅从气候变化导致荔枝分布变化这一点，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来自巴蜀的可能性远大于来自岭南。因为当时四川盆地荔枝分布非常广泛，品质很好，而距长安较近，以当时每天最高达500里的运输速度，驿站运输两天就可以到达，完全能够在荔枝的保鲜期运抵长安，因此人们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将荔枝从遥远的岭南运抵长安。

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可见汉代已有旧例，古称“鲜献”。为了保证荔枝新鲜，汉代专设快速通道：“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汉和帝刘肇为此下了诏书，要求以后不再接受地方“鲜献”。

“鲜献”毕竟数量有限，北方人一直尝试移植南方水果。如在汉代，眼下已上市的南方水果枇杷等便已栽进了西京附近的上林苑，故《西京杂记》“上林名果异树”条才有“枇杷十株”的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打败南越王后，专门建了南方水果种植园，移植南方果树。

据《西京杂记》记载，移植所获得的奇草异木，有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等。因为南北气候相差太大，这些热带果木最后大多枯死了。其中，“扶荔宫”中的荔枝树，都是从越南（交趾）移植来的，多达百株，无一存活。

在移植南方水果方面，清代的做法最绝——将果树栽在桶内，等结果后再进贡，连桶一起移植。这般做法，以福建进贡荔枝最为拿手。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四月二十八日，福州将军、署理福建总督阿尔赛，“恭进荔枝树四十桶”。

这一“鲜献”方式大为皇帝欣赏，乾隆在《食荔枝有感诗》里美称之为“影留闽月带根移”。乾隆皇帝的香妃（和贵人）入宫时，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结出了200多颗荔枝，还被认为是祥瑞之兆，香妃因此受宠。

明代，人们可选择的果品更为丰富，水果的分类也更详细。需要注意的是，明人所说的“水果”与现代概念并不一样，专指菱、藕一类水生果实，而明人所说的“夷果”和“蓏果”，倒与现代的水果差不多。

夷果主要是指热带、亚热带果品；蓏果主要是西瓜、甜瓜、葡萄、猕猴桃一类。蓏果在明代已不稀奇，民间都有种植，当时市场价格比较高的还是夷果一类。清严西亭在《得配本草·果部》“夷果类”中列举了荔枝、龙眼、橄榄、榧实、松子仁、槟榔、大腹皮、枳子等8种果实。

北方人喜欢吃热带出产的“夷果”，早在秦汉时已成时尚，香蕉、椰子、龙眼、柚子等当时都已“北进中原”。香蕉，汉代人称为“甘蕉”或“芭蕉”，《太平御览》引杨孚《异物志》称：“剥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饱，而余滋味在齿牙间。”

明清时期，“洋水果”的流行成为一种消费现象。菠萝、番木瓜、番荔枝等都是这一时期传入的，其中尤以菠萝引种最成功。

菠萝，古人称之为“果凤梨”、“番菠萝”。菠萝原产南美洲的巴西、秘鲁等地，在十六世纪初先传入印度和马来半岛，十七世纪时传入中国南方。明崇祯十二年广东《东莞县志》“果之属”部中，已出现了“山菠萝”的记载。清顺治十四年广东南海县《九江乡志》著录“番菠萝”，到十七世纪后期，今天的广东郊外已成片栽植菠萝。

   由此可见，给皇帝进贡珍稀名贵之物，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常规，原不自唐代才开始，更不是杨贵妃之专利。就在东汉和帝之时，也曾发生过快马送荔枝的故事，比发生在公元七百三四十年间的杨贵妃的故事早了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