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思文存》“文艺复兴”与新欧洲的诞生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欧洲文明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文明单位。

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如此，西方人自己的印象同样如此。显然，这种印象是由西方文明通史或西方文学通史或西方哲学通史一类史书塑造出来的：“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

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人更清楚，历史上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公元五世纪前后才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的欧洲人并非同一个“民族”。欧洲人向西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时，还是尚未开化的“蛮族”。

正是由于这个“蛮族”的入侵，“高贵而复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走向覆亡”，“被淤泥覆盖、掩埋，乃至忘却”。不过，当西方文明开始复兴和重塑自身的时候，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希腊和罗马文化。

美洲新大陆大多数人出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后裔，而非古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后裔，但“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使得他可以把欧洲人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维系在一起。显然，是要教育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后裔，希望他们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相反，无视和淡忘这点才是可耻的。”

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开化始于公元 12世纪，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到了15至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

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如何诞生，希腊人如何探究其核心的力量和缺陷，民主理念如何为罗马共和国所接受并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法中复兴，以及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

的确，按照西方文化史教科书所下的定义：“文艺复兴”指复兴了异教(即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开启了回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典视野——“人文主义者”的原初含义就是“古典主义者”。

然而，这个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定义恐怕有问题。没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文主义者把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视为教育的基础，他们确信，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作家在语法技艺、修辞术、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方面都是欧洲人的楷模。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古希腊罗马典籍。

事实上，早在 14世纪末就出现了一种“全然改变的态度”，即不是复兴而是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态度，以至于首次出现了人文主义与古典的全然割裂。 一种新的政治感觉促使某些人文主义者拒斥古希腊罗马典籍中的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比如，出生于托斯卡纳的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布拉乔利尼早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镇佛罗伦萨完成学业，20岁出头进罗马教廷担任文书，随后成为教皇国的政治家，从政长达五十年。虽然是僧侣政治家，布拉乔利尼也是古典迷。

30多岁时(1414至 1418年间)，布拉乔利尼借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造访如今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隐修院，收罗了不少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抄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塞罗的六篇演说辞和昆体良的《修辞术原理》全本，“据说他用了 32天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史称自一个世纪前彼特拉克等人寻找并发现诸多古典抄本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罗马城是古迹成堆的地方，布拉乔利尼在教廷任职期间经常探寻碑铭，50岁那年还写下了《罗马城遗迹考述》。

然而，布拉乔利尼既是古典迷也是疑古者。他虽然热爱古书，却并不信任古代作家的见识。在他看来，当今的时代尽管可能很悲惨，仍然比古希腊罗马优越。

这一看法并非由于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天才们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而是由于他感受到非常切近的来自西亚蛮族的威胁：布拉乔利尼的整个一生都在目睹土耳其人重新向西推进，并在去世前六年(1453年)得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对中欧和西欧的威胁，使得具有古典学养的布拉乔利尼非常敏感。希罗多德的《原史》所记叙的古老的希波战争绝非仅是远古的故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尤其帖木尔(Tamerlane或Taimur/ Timur，1336—1405年)的辉煌战绩，让布拉乔利尼想起当年的克瑟尔克瑟斯(Xerxes，旧译“薛西斯”)。

在布拉乔利尼看来，就战事规模和指挥才能而言，帖木尔的战功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所有著名战役。他由此想到，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见识未必就是万世宝鉴。如果当今时代有比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伟大得多的行动，为什么要崇拜古人的功绩，为什么欧洲人应该看重古代作家的见识?难道欧洲人不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提炼自己的政治经验?为了讲述意大利人自己的生存经验，布拉乔利尼写了哲学作品(如《论人生的悲惨》《贵族论》)、政治作品(如《那不勒斯王国内贵族们反对斐迪南一世的阴谋》)以及史书《佛罗伦萨史》还留下了许多饱含新政治经验的书信。

比布拉乔利尼晚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布拉乔利尼对欧洲人“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很少”(布克哈特语，前揭书，162—163页)。马基雅维利学富五车，有丰厚的人文主义古典学养。然而，他的重要著述有一个基本特征：看重欧洲人自己的政治经验、鄙夷古希腊罗马人的教诲。我们在《君主论》的献辞中可以读到，马基雅维利说要向现代君王推荐他自己“依靠对 cose moderne[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钻研 delle antiche[古代大事]得来的知识。

言下之意，他要传授的并非是古希腊罗马贤明的教诲，而是他自己研究现代大事的心得。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经典是无用的东西，对当今现实政治没有指导作用。大部头的《李维史论》表面上是一部古罗马史评鉴，甚至堪称一部关于古典文学的著作。按照人文主义的态度，这种著作应该把古史中的经验当作古典范例来研习，马基雅维利却在书中通篇对古典范例明褒暗贬。如施特劳斯所说，“《李维史论》一方面模仿古代，听命于古代作家的教导，另一方面则阐述全新的范式和秩序，实际上在与古典传统彻底决裂”。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决裂的心志来自于这样一种抱负：让自己的祖国摆脱罗马天主教支配，成为自立自主的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黜基督教的《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君主论》各章标题用的是传统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行文却是当时的意大利语俗语，这绝非偶然之举。我们知道，在罗马天主教主持下，中古时期的西欧形成了一个统一信仰的基督教共同体，拉丁语成为通行的书面语。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用俗语写作，要表达的是西欧各王国力图摆脱基督教共同体的政治诉求。抬高“现代[俗语]作家”的地位，无异于抬高新生的日耳曼诸王国自身的地位。

在 16世纪末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已经发出废黜古人写作楷模的呼声——史称“反西塞罗主义”。布克哈特早就告诉我们，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史家用意大利语写作，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拉丁语写作不能与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也因为他们最终希望：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虽然古希腊罗马文明被西方基督教官方判为“异教”，西方基督教的教养实际上以古希腊罗马经籍为基础。人文主义作家的写作要求获得自己的政治位置，必然要废黜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否则俗语写作就永远只能是模仿者。

还可以提到法兰西王国的例子——路易·勒华(Louis Le Roy，1510—1577年)，这位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代表，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不少古希腊经典，有“法语柏拉图”的美誉——直到今天，他的译作依然受到学界推崇。

然而，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勒华主要用母语写作，为的是记叙法兰西王国的政治经验：如《思考法兰西历史和普遍历史》(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et universelle，1562年)、《论政治技艺的起源和卓越》(De l’origine et excellence de l’art politique，1567年)、《论君主制》(Traité de la monarchie，1570年)、《论君主政体的卓越》( De l’excellence du gouvernement royal，1576年)、《论宗教多样化在人群中引发的动乱或纠纷》(Des troubles ou différends advenant entre les hommes pour la diversité des religions, 1599年)。勒华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是《论变迁，或世间万物之千变万化》(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1575年)，这部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尤其追溯了文学和武器从古至今的变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勒华表达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厚今薄古论。 

勒华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西欧人发现了好些甚至古人也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海洋、国家、种族、习俗、法律、矿物、蔬菜、动物、天体——这使勒华觉得，古希腊罗马圣贤的知识也是有限的。

勒华甚至相信，任何伟大时代的到来都以一场伟大的战争为开端，文明的繁荣必须以战争为前奏——比如，希波战争之于雅典，亚历山大的征战之于希腊化时代，恺撒的征战之于罗马帝国文明。勒华觉得，帖木尔在纪元 1400年前后的战绩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正是在帖木儿统治期间，彼特拉克开启了从前封闭的图书馆，拂去蒙在古代作家优秀书籍上的灰尘。

依据这样的历史观察，勒华尝试用非基督教的观念来描述历史和划分文明时期，由此催生了所谓“现代”观念。表面上看，勒华用来取代基督教历史神学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古希腊自然哲人的自然“变迁兴衰”论，实际上，他的新历史观的感觉来自帖木尔的战争——倘若如此，我们很难断言，欧洲现代文明的奠基凭靠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理念。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英格兰王国的培根——这位伟大的英格兰人文主义者直接受惠于马基雅维利和勒华的见识。 历史刚刚进入 17世纪之时，44岁的培根就用通俗的散文笔法写了《学术的进展》(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明万历33年)，这仅是他计划写作的共六个部分的大著《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

从书名来看，培根似乎要“复兴”古希腊的文明遗产，其实，他的志向是用“新工具”和“新科学”取代古希腊罗马经典。几年之后，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笔法用拉丁文写了《论古人的智慧》(1609年)，表面上依从古希腊作家的教导，实际上表达的是与古希腊文明彻底决裂的决心和计划。早在《学问的进展》中培根就已经明确提出，不假思索地遵从古代权威，任何学问都会无所建树。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

世界的老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属性，而不是古老生命生活的早期时代。虽然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要老一些，但就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那个时代才是年轻的。

这话的意思是：如今的欧洲人才是经验丰富的老人，相反，远古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倒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从布拉乔利尼到培根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自觉地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经验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其原因在于：西欧各日耳曼王国和城市共和国作为新政治单位的形成，促使各国智识人力图凭靠新的政治经验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可以说，“文艺复兴”标志着新欧洲诞生时欧洲新知识人力图摆脱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决心：人文主义者在延续欧洲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在与之决裂，以便打造日耳曼的新欧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