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大江东去，浩浩汤汤，极目远眺，水天相接。千百年来，如此磅礴盛大之景从未断绝，想当年三国之时，多少风流人物、英雄豪杰。

百万曹军压境，却见一人羽扇纶巾，谈笑自若，好一个智冠江东美周郎。我辈志士，当如这般宰执天下，指点江山，翻手之间安邦定国。

再临此地，神游故国，多少历史沧桑已然掩埋在岁月之中。像我这般自做多情却显得有些可笑了。想当年意气风发，怀揣经世报国之志，却屡受打击，最终贬谪至此。

两鬓已经白发丛生，恍然间惊觉自己已经不复年少，垂垂老矣，心中的志向犹如水中月、镜中花般那样遥不可及。

罢了罢了，多想无益，今朝有酒今朝醉，且敬长江明月，使我这落魄之人开怀畅饮，一舒悲愤。

意难平，词绝世，苏轼用他的惊世才华，将人生无常记录在作品中，后人所见，每及思量，俱是慨叹惋惜。

谈及苏轼，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巨匠。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要是平平淡淡才最令人惊奇。

在西蜀地区度过了漫长欢快的童年时期，苏轼已然长大成人，踏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嘉祐元年，父亲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他和弟弟苏辙从故乡出发，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到达京城之后，当时的主考官是文豪欧阳修，见到苏轼所作文章之后大加称赞，极为欣赏。自此，苏家父子名动京师，为时人所传颂。

就在苏轼刚要进入仕途，踏上官场之际，家乡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悲痛无奈之下，三人又回乡崩丧。待到丧期服满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京师，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回京之后，因为本人的才能出众，所以官职屡经升迁，所做所为颇有政绩。然而就在他一帆风顺，未来可期之时，却遭逢人生一场巨大的变化。

当时朝中王安石为宰相，正着力于变法革新。苏轼与欧阳修等一干大臣皆反对变法，因此多受新党的不喜和排挤。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任湖州知州。在上任之后，他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来算是是例行公事，但他是诗人，笔锋常带感情，尽管是上奏阅览的官场文章，也免不了加入一些个人色彩。

在文章中，苏轼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些话被新党看到，于是大加利用，肆意攻讦。

新党向皇帝进言，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

这样的一个大帽子可让苏轼瞬间生命受危。新党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加以污蔑造谣，一时之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刚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于此同时，因为苏轼之前的政见和许多大臣相同，所以一些朝廷元老纷纷发力拯救，帮助苏轼洗脱罪名。

事情之所以有转机，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他作为新党曾经的领军人，又做过宰相，执掌朝政，颇受皇帝信任。

王安石上疏为苏轼求情，说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又加上朝中之人的努力相救，才使得苏轼保住一条性命，被贬为黄州黄州团练副使。

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此时苏轼的雄心壮志经此一役后，已然变得心灰意冷。在此之后，苏轼又经历了几番风雨，年龄渐长。

终于，劳碌半生的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在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一代文豪就此化作历史中的幻影，留待后人追寻。

苏轼的一生，官途并不顺利，而与之相对的，他的文学成就却达到绝巅，另旁人难以望其项背。

苏轼的文学成就大致可以分为词作、诗作、文章三个部分。

01

而在这些作品之中，又以词作成就最高，流传最广。

苏词的鼎鼎大名，我们都听过，也或多或少读过几篇名著。他是继柳永之后，又一位为词的变革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坛豪杰。

• 苏轼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得词突破了一直以来被看作是“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文学定位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本身提倡的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在苏轼看来，诗词于文学形象而言同根同源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

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基于此种观点，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

这就使得词向诗风逐渐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从理论上破除了一直以来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

• 除却苏词的文学贡献之外，苏词本身的艺术成就之高也是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苏轼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同时又将他多情善思、浪漫疏狂的个性气质展现出来。

而这种表现形式使得苏轼在柳永、欧阳修之后，进一步使词作中的人物形象、抒情内容和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虽然苏轼现存于世的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风格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豪迈雄壮、倾荡奔放的新风格，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篇，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新风格。

总体而言，苏词的出现加强了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词的文学地位上升路径创始者。后来的南渡婉约派词人和豪放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进一步开拓发展形成。

02

除却苏词之外，苏轼的诗在诗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与苏轼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有很多，比如王安石、黄庭坚等人。但论及创作成就，那么苏轼毫无疑问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

从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方面来看，苏诗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诗具有很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中都不会将某一种风格推到至尊的地位。

也正因为这样，苏轼在创造宋诗新面貌的过程中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他也避免了宋诗尖刻生硬和枯燥乏味的两个主要缺点。

所以相较而言，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人欢迎追捧的宋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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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诗词两道，苏轼在文章方面的成就也极为突出。

别说别的，一篇《赤壁赋》就足以证明他的水准。他的文章传承韩愈和欧阳修的风格，都是从文、道两方面入手，两者并重。

• 他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不同于别的文学作品的独立价值，比如他所提倡的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就是对于文章的定义创新和拓展。

• 其次，对苏轼而言，他心目中的“道”不仅仅局限于儒家之道，而是超脱在之上的更大的自然之道，着眼于探究事物的规律。

所以，苏轼认为，文章就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另一方面，他提倡艺术风格的生动化和多样化，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这样会限制文章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样的创作理念和文学价值观，使得苏轼的文章中展露出姿态万千的艺术风格。在他的文章之中，因为表现对象和表达主体的不同，其文章风格也在随之而变。

从总体而言，苏轼的散文风格多变，同时期有韩愈、王安石、柳宗元等人齐名，但只从文学方面来看，苏轼无疑是北宋文坛的第一人。

于宋而言，有苏轼可谓是时代之幸；于史而言，有苏轼是文学之幸；于今而言，是我们的幸运，拜读这些经典，继承文化传承，方不负华夏儿女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