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无巧不成书”！2021年4月20日上午，我和妻子刘南辉从南往北游览大连金普新区董家沟植物园时在一处亭子小憩，非常巧合地遇见素不相识却又一见如故的刘志杰厂长的小女儿刘馨英！当时她与另外两位朋友从北往南游园时也到此亭子小憩。在大连茫茫人海中，我们的初次相见在时间、空间上的概率几乎为0，它能套用一小品节目中的一句台词“缘分啊！”……

我的人生轨迹中，大连机床厂（简称大机床）工作的8年（1977年3月~1985年9月；其中1984年10月~1985年9月我被市政府人事局借调到大连开发区工作，同时兼顾大机床铸造分厂的新浴室设计、施工工作），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始终感谢当年大机床总厂和铸造分厂的多位领导，为解决我与南辉夫妻两地分居8年的困难接纳我，我入厂后在技术业务和政治方面培养我，后来又放我走去大连开发区工作；这些领导中，刘厂长当然是其中之一。

下面就依据我的工作日记，列举12条，重点回顾我与刘厂长的工作联系，以表达多年来我对刘厂长的怀念、感恩之情！

1、大机床解决了我的夫妻两地分居8年的困难                                                       我与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后，1968年服从国家分配从长沙到辽宁工作的。我的专业是桥梁隧道，分在辽阳铁路工务段；她的专业是金属物理，分在大机床厂（原本是为宁夏长城机床厂代培的，后来留在大连了）。由于“户口政策限制”、“不缺桥隧专业人员”等原因，我申请在铁路内部调至大连一事迟迟未成。1977年3月，在我调到大连一事处于无助甚至无望的时候，大机床接纳了我，将我分配到总厂修建科技术组。

2、我调到大机床后第一项设计是8号车间设计

因我是改行的，所以1977年科里安排我搞土建工程施工管理，厂里下派到修建科厂容美化、农场劳动的名额也大都落到我头上；1978年安排我去复县松树公社任下乡知青的轮流带队干部......我预感这麽下去，想在技术方面有所作为的理想可能落空，于是我自学、恶补建筑设计知识，主动申请搞建筑设计，而且坚持独立思考、敢想敢干，力争有所创新。

1979年安排我做主设计汤蔷芳工程师的助手，协助她设计总厂的发电室和8号车间东跨及其变电所（简称8车间）。

1979年2月5日，刘厂长召集会议，研究8车间设计方案，从此他和我相识。

1979年3月，汤工因落实政策调回原单位大连造船厂，8车间设计改以我为主。1979年4月，讨论推翻原工艺方案问题（原方案不合理，建筑、结构、工艺方面都存在问题）。    

1979年5月3日，经技改、工艺等人员研究，初步同意我提的新方案。

为适用、经济地设计好8车间，厂里派我、毕工、吕工、陈工共四人，于1979年5月11日~6月2日赴北京、武汉、长沙、杭州、无锡、苏州、南京等地有关工厂、设计院学习、调研。通过外出学习、调研，我们搜集了大量关于热处理工艺、电镀废水处理、厂房防腐蚀、防尘、防大型鼓风机噪音等技术资料和设计经验。

当年，刘厂长不仅批准我们花大笔差旅费和时间外出学习、调研，还在有厂里介绍信的基础上，又亲笔给武汉有关的老同事写私人介绍信，请武昌造船厂、武汉仪表厂、第三机床厂等领导关照我们的学习、调研工作……

1979年10月19日，我们胜利完成了热处理车间及其变电所共62张施工图的设计。接着进行工程施工到竣工、投入使用。它第一次扭转了某些人认为我是半路改行、不会搞工业建筑设计的观点。

这次学得的厂房设计、变电所设计和污水处理设计对我1984年10月后到大连开发区工作大有益处，使得领导安排我管理开发区沥青混凝土拌合厂、多个变电所、第一座自来水厂和第一座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设计和施工）时，我才有技术上的话语权和底气。

3、1979年年末，我主动参与大机床和组合机床所联建的天津街宿舍方案设计，因种种原因，我设计的较优方案未被采纳……但它对我以后的住宅设计、职工浴室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扭转了某些人认为我不会搞民用建筑设计的观点。

 4、1979年12月末，领导安排我“小侯家沟粮站及副食店工程（简称粮站）”设计修改的任务。

原设计是大连一甲级建筑设计院设计的一层商业网点，北部是粮站，南部是副食店。因粮站是原址拆迁单位，在工程开工时强烈要求将粮站与副食店北、南部调换位置，领导安排我按粮站要求在原设计图基础上修改设计，这本不难，照办就是。

但我想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空间，推翻原方案，想出一个建议新方案（大连市首创方案），即在一层网点屋顶上加三栋点式住宅（俗称“墩墩楼”），为厂里增加45户住宅。通过粮站同意和市规划局审批，结果采纳、实施我的新方案。它为厂里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受到厂领导表扬。

  5、1980年4月，厂里按职工5%比率升级涨工资，领导将我的工资由55.5元涨为62元；因“名额有限，夫妻两仅涨一个”，南辉未涨工资，真委屈她了！（我到厂才4年，她到厂已13年）

 6、1981年7月19日，分厂李植恩副厂长、动力车间张绍忠书记告诉我：总厂党委通过了我破格晋升工程师（当年政策规定中级职称原则上要求四年制大学本科1966年以前毕业，而我是五年制1967年毕业......）。

7、1982年5月，按刘厂长定的要求和分厂需求，设计分厂俱乐部大修改造的方案图和施工图。

8、1982年6月，大机床进行职工住宅分配。由于“粥少僧多”，虽然我家老少三辈5口人住着仅14平米的住宅，也不符合厂里规定的分房条件，头版公示分房名单中没有我。后来经过职工意见反馈、领导多次研究，为稳定几位既居住困难又是厂里的工作骨干的技术人员的工作情绪，厂里在原分房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条对“特殊贡献”者“奖励性”分房。厂里批准三位工程师符合此规定，我是其中之一，厂里分配我家一套48平米新住宅！

9、我在大机床最后一项设计及施工的工程——铸造分厂职工福利楼（简称“分厂新浴室”）。

该工程1982年4月7日启动设计，1984年11月29日工地开工放线，边设计边施工，1986年9月3日竣工投入使用，其设计、建设过程及结局可以编制一部电视剧。

它的建成闯过了四大关：设计关、总厂审批关、市规划局审批关、施工关。

  第一关是设计关。

 1982年4月，铸造分厂领导交给我一张W工程师设计的、已通过厂领导签字审批的分厂浴室设计方案图（洗澡间为一层，更衣室为二层），因W工已调离本厂，要求我按这个老方案图进行施工图设计，  包括建筑施工图和结构施工图。  

如果按老方案设计，只要将建筑方案图细化就可完成建筑施工图设计;参考总厂浴室的结构图，尤其是较难的浴池间幕形屋面结构图完全可以照抄，完成结构施工图设计也是不难的，那样做既省事又不会有什麽风险。

但是，当我看到分厂原有老浴室、更衣室“拥挤、黑暗、味难闻，上千个更衣箱五花八门”，而新建浴室的老方案仍然拥挤和自然采光、通风不好时，我决心重新设计新方案。分厂领导也同意我搞新的方案。    对于一个第一次设计职工浴室的我来说，要搞出一个好的新方案，难度是很大的。怎麽办？只能多学习、勤思考。于是我尽量搜集、查阅有关设计资料，到市内十几个单位参观、考察职工浴室，分析其优、缺点，反复构思、不断修改新方案。其中为了确定洗澡间斜屋面不滴冷凝水的最小坡度，我用玻璃、红砖、木板等不同材料做过多次模拟试验。经过日以继夜地工作，完成了新型设计。新设计的特点是将这幢大进深房屋的四周为三层（设更衣室等房间）、中部为一层（设洗澡间）。

男洗澡间屋面未采用国内外传统、通用的中间高四周低的幕型结构，而是采用四周高中间低的漏斗型结构（首创）；洗澡间中部设一个大圆形浴池，周边设淋浴喷头；圆浴池中间设一圆形空心柱，柱既承重，又是一个小设备间（柱内设有雨水管、污水管、上水管和蒸汽管及阀门）；斜屋面上设有四个直径一米五的玻璃钢采光窗，窗外设投光灯，屋内没有灯，却解决了白天及黑夜的采光问题。

女洗澡间屋面是男洗澡间斜屋面的延伸，设有两个直径一米五的玻璃钢采光窗，屋内周边设淋浴喷头。

男、女洗澡间均通过带有可调风门的排气道以解决自然通风问题；

男、女更衣室外窗为双层窗，外窗为新设计的“箭头形横断面的竖百叶窗扇”（首创）与毛玻璃窗扇相结合的新型窗，内窗为普通玻璃扇，它很好地满足了自然通风、采光、保温而又不透视线的要求……

为了分厂的实际需要，在第三层布置幼儿园和夜班工人宿舍。

分厂以张建功厂长为首的领导及职工完全赞成、采纳我的新型设计。

第二关是总厂审批关，这关过得较难。   

难点之一是在审批论证会上对新设计意见分歧，有的人认为它新颖、可行，有的人却主张为保险起见按传统做法改回去。我坚持新设计，认为设计应该因地制宜，应该是创造性的劳动，设计人员不应该当绘图机，更不应该当复印机，我宁可承担可能有风险的责任，也不愿太太平平地照搬传统方案。最终本人在技术上说服了持否定意见的与会者。   

 难点之二是新设计在样式、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总厂的职工浴室，怕总厂人员心理不平衡。   

 难点之三是新方案的工程造价超出原计划造价两倍多，资金缺口大。 

    后两个难点主要发生在总厂刘厂长身上。刘厂长在厂里从来是说一不二的，分厂领导也胆怯向他直陈意见。1984年11月的一天，在他向我作否定新设计的指示时，我却直率地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据理为分厂、为铸造工人争利益，为维护精心设计的成果辩护，他当时发火了，对我说“怪不得修建科有人说你是湖南蛮子，我不和你谈了，叫张厂长来……” 

俗话说“好事多磨”！经过肯定、否定新设计两种意见的多次研讨，特别是分厂领导和我的“软磨硬扛”，最后刘厂长放弃了原有观点，委托左副厂长在1985年1月23日专题会议上，对新设计作了肯定的结论：“分厂需要多功能福利楼，建设标准中上水平，超计划资金想法解决；建筑方案尊重设计人员和使用部门意见；抓紧设计和施工，争取1985年内建成！”

第三关是市规划局审批关，这关过得更不容易（略）。简而言之，审批人员认为这个浴室设计前所未有，难有把握满足使用功能，要求按常规做法彻底改方案。我据理力争，坚持不改；厂里负责办审批手续的老李同志则想尽办法、软话说尽，请求审批人员高抬贵手……经过“软硬兼施”几个回合，审批人员最后以“既然厂里同意，算做个试验，后果责任自负”的说法总算是审批通过了我的新型设计。

第四关是工程施工关（克服了多重困难：1、工程资金筹措难；2、施工队伍为街道企业，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能力欠缺……）

       1986年8月中旬，分厂新浴室基本竣工。8月28日，大连市总工会和市机械局在铸造分厂举行以该楼为中心的“大连市机械系统铸造行业竞赛现场会”，100多家工厂的代表参会。分厂张建功厂长以“抓好职工生活福利，稳定铸造职工队伍”为题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他在介绍新浴室时说“这座福利楼是我厂工程师李南设计的，可以说设计新颖，别具一格，大连仅有，独树一帜，深受职工欢迎”

图1、张建功厂长在市级现场会讲话稿摘录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新浴室；大连电视台采访、录像,1986年9月3日在《大连新闻》播映。

图2、DLTV 1986年9月3日《大连新闻》节目摘录（我向与会人员介绍新浴室特点）

大机床厂党委机关报《机床工人》第110期头版报道了1986年9月14日，分厂新浴室竣工投入使用庆祝典礼的盛况。厂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百五十多名离、退休干部和工人笑容满面地步入清池，享受洗第一水澡的殊荣。分厂领导特邀我从大连开发区回厂参加庆典和享受浴池“头一水”；当我走进浴室时，一位80多岁的退休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太感谢您这个设计师了，以前我们换衣、洗澡可遭罪啦，做梦也没想到铸造工人会有这样高级的澡堂子和福利楼！” 我说首先应该感谢各级领导，没有他们的重视和支持，设计搞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图3、1986年9月20日《机床工人》第110期头版报道摘录

（该报报道分厂新浴室落成典礼 盛况。男浴室图片的说明文字称“多么新颖、漂亮，美

       观大方的建筑！”）

1986年10月7日《大连日报》头版上以《图片新闻》形式报道了分厂新浴室：

图4、摘录1986年10月7日《大连日报》头版上《图片新闻》：

       “大连机床厂新建的生活福利楼，最近投入使用。这个楼 内设有男、女浴池和妇女卫

        生间、夜班工人宿舍等生活设施，大大改善了铸造工人的生活福利条件。图为造型

        新颖、美观适用的男职工浴池。“

【我在大机床工作期间，参加了两次大连市在大连机床厂内召开的有关土建工程的忧（负面典型）、喜（正面典型）两重天的现场会：

（1）1980年9月28日，大连市建委主持在总厂召开12号、6号车间工程质量事故现场会，刘志杰厂长发言，汇报、检讨因勘察设计失误造成多根厂房柱的基础陆续沉降、危及安全、造成经济损失的沉痛事故教训；建委曲世增主任发言介绍工程事故原因及责任鉴定意见；原宪千、魏富海副市长先后讲话，要求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以此为鉴，开展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整改……

（2）1986年8月28日，大连市总工会和市机械局在大连机床厂铸造分厂举行以新浴室为中心的“大连市机械系统铸造行业竞赛现场会”】

10、我1985年入党，我入党时有三个“没想到”。

1985年6月30日，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当年，我的心情比一般新党员更高兴、激动，且百感交集 ,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大机床党委能发展即将调走的我入党……

二是没想到妻子和我同时入党。

三是没想到我们入党的喜讯以图片新闻登上1985年7月1日《大连日报》的头版：“ 大连机床厂       工程师李南、刘南辉夫妻俩，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要求入党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       是 他们对党的信念不变，努力工作，不断做出新贡献。今年党的生日前夕， 夫妻俩同时被吸收     为中共预备党员。图为李南（左）、刘南辉在一起学习。”

图5、1985年7月1日《大连日报》头版摘录。

11、1982年5月30日起，大机床组织部分科技人员参加高级英语口语培训班。       该班学员中有南辉和我、刘厂长的大女儿刘馨韻等。培训讲师是大连有名的方兆敏老师（真是巧得很，她在1987年的VST班又教我英语口语，详见本文之“四....."。                       1984年10月我到大连开发区工作后，多有与外商接触、交流的机会（如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等），英语派上了用场。

12、1985年9月大机床放我离厂， 调往大连开发区工作。

1984年5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大连市委、市政府组建大连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简称开建公司）承担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1984年5月19日，为充实开建公司技术力量，《大连日报》登出招聘急需技术人才的广告，我报名应聘被录用， 我被要求尽快赴开发区上班。然而，大机床领导因厂里工作需要，坚决不放我走……

在市人事局干部调配科杨科长（后经多方打听，才知她名字杨秀芝）大力协调下，我终于在开发区奠基开工的1984年10月15日以借调名义到开建公司工作；1985年9月大机床的领导终于批准放我走，9月23日办理了人事调动手续 。

我在大连开发区工作至1999年5月，按事业单位退休，退休时职务“大连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建设总公司的前身即开建公司），职称“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21年4月20日上午我在植物园巧遇刘馨英，方才惊悉刘厂长早已离开人世……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今天，如果老领导刘厂长还健在的话，我将对他说：我永记当年大机床领导对我的排忧解难之恩和栽培之恩！我这个“湖南蛮子”在大连开发区的工作表现没有辜负当年大机床对我的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