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琵琶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的悲剧，它的悲剧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关于《琵琶记》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对男女主人公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研究更是不胜枚数，赵五娘和牛小姐都是大贤大德的人物，但在其形象背后，蕴藏着浓郁的女性悲剧色彩，反映出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毒害。在悲剧命运观的揭示上无疑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它通过展示作为个体的人在与社会环境的各种冲突中．深刻地表达出那种“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与合情性”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的，以及这种统一又是如何使封建文人形成双重悲剧性格的；体现了剧作家对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观最直接的审视与怀疑。

    关键字：琵琶记  悲剧  封建伦理道德  亚里士多德  情节  悲剧性格

正文:

高明的《琵琶记》【1】，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庭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允，强迫其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蔡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作过一个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中十分著名的描述，他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是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 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2】的确，我们所看的悲剧片与喜剧片得区别就在此，那些语言和动作往往是让人产生共鸣的道具，在效果上是一种能够使人的感情达到纯正境界的被肯定的艺术形式。

我们来说说《琵琶记》中情节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对悲剧的情节进行了多方面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首先，他认为情节是悲剧模仿的主要目的。情节，即事件的安排。《琵琶记》的情节安排有喜到悲。悲剧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等。所以在《琵琶记》中的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福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无意识的行动中附带表现性格。情节是悲剧模仿的主要目的，而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至关重要的，因此，情节也成了对悲剧效果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情节的完整统一。完整的情节才符合悲剧的要求，才符合美的规律。讲一句话尚且讲究有头有尾、善始善终。更何况一本小说。《琵琶记》不仅是有头、有身、有尾，并由头、身、尾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情节内部的各个事件有紧密的组织，在完整性上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再次，是情节要有适当规模。《琵琶记》在这方面也做得恰如其分。一篇悲剧小说不能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他认为“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万里的活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他的整一性；因此情节也须有长度，正如身体，亦即活的东西，须有长度一样”【3】

再从《琵琶记》的人物性格来分析其悲剧。本剧中蔡伯喈的性格表现的想当明显。其实，在我看来，在蔡伯喈身上有一种很复杂的思想，既可以说他“忠”，又可以说他“不忠”。既可以说他“孝”，又可以说他“不孝”。我觉得蔡伯喈的内心应该是想尽孝道，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忠君，这也暗含了从古至今的一个道理——忠孝两难全。作者通过改编后的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与“孝”这封建时代两大基本伦理观念的冲突，尤其是政治权利的绝对要求对家庭理论的破坏，这反映了知识阶层在维护家庭和服务于政权之间常常会出现两难的选择。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蔡伯喈这一类人性格会是优柔寡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得来说他还是逃不了负心郎的罪名，这是他的悲剧形象。对于赵五娘一直被认为是品质完美的妇女楷模。然而，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看，她身上有着更深刻的悲剧性。林倩婷的《赵五娘：“双面”伊人—解读<琵琶记>女主人公形象》【4】说

：从女性层面上说，赵五娘是中国古代千年男权社会的产物—‘天使’与糟糠的‘共生体’。此特殊的共生体并非天生而成，正如中国古代的女人的‘小脚’根本不是‘天足’一样，皆是男权社会统治酿造出的一种悲剧—女性边缘化并丧失了主体地位。以赵五娘尾代表，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具有广泛意义的妇女悲剧的实质正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联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个是在道德层面上，他认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5】。意思是说，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善良的，比如说赵五娘。再一个是要求人物性格逼真可信。剧中人物的性格个个都逼真可信，不然它也不会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剧中人物性格特点与自身身份相一致、相符合，具有真实、可信的特征。还有就是性格一致，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里，这种性格特征在悲剧中都不能消失都要以人物的主导性品格体现出来。

高明本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态度来创作《琵琶记》，其创作本旨显然是宣扬忠孝观念，所谓“只看子孝与妻贤”。然而，由于文本的丰富性，由于道德观念从着眼于集体到着眼于个人的倾斜，今人往往更容易看出美丽的道德面纱背后的痛苦和矛盾，以及主人公蔡伯喈“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的尴尬处境和一生不得自由的悲剧命运。蔡伯喈悲剧的造成，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封建纲常强加给他的二难选择，在忠与孝中痛苦地挣扎；一方面也自有其性格根源，即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贪欲，两者互为表里使得他虽矛盾痛苦却仍然安于“三不从”的现状。 内心的懦弱与贪欲使他只想顺其自然，只在意识中希望两全其美，不敢抗争，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只好在外界压办大到一定限度之后，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自以为一切与己无关，都是时势使之然，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琵琶记》是一部中国古代悲剧经典,其悲剧意识丰富而复杂。它首先是一部生活悲剧,又是一部时代社会的悲剧。该剧由蔡尽孝愿望的破灭又进一步表现出下层知识分子追求现实功名而不得的悲惨结局。剧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又引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残酷的客观现实粉碎了主人翁的美好理想,才造成了这一出流传千古的人间悲剧。

综上所述，关于悲剧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封建伦理纲常、伦理道德观、人物形象、戏剧情节等

参考文献：

【1】（元）高明，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3】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26页

【4】林倩婷的《赵五娘：“双面”伊人—解读<琵琶记>女主人公形象》，《现代语文》200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