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考证与侦探破案，方法类似，都是基于可信证据的合理推测。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做过论证，诚然信哉。不过，用侦探小说的手法探讨学术疑案，是否可行，则有待实践。

    这本书，就是实验的结果。效果如何，需要读者判断。

    《秦谜》这本书，初版于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台北联经版是第二版，出版于2010年。韩文版是第三版，也出版于2010年。泰文版是第四版，出版于2012年。北京博雅广华版（罗辑思维版）是第五版，出版于2015年。这本中信出版的《秦谜》是第六种版本。一本书，8年之间能出六种版本，正是读者判断的验证过程。

    2017年1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赠送的大著《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2014年），一口气读完，久来难得的愉快。相通的思路，类似的阅历，成功的实践，从作者的层面验证了写作新路之历史推理的可行。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业是历史学，后来留学日本，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多年执教于日本的大学。刘禾教授毕业于山东大学英文系，专业是文学，后来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多年执教于美国的大学。

我在《秦谜》这本书中，尝试用侦探小说的手法，破解秦始皇身世中的诸多疑案，也算是异类的历史研究。刘禾教授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尝试用侦探小说的手法，破解作家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位叫做“奈斯毕特”的人物原型，也算是异类的文学研究。

我写《秦谜》，另一个动机是甩开日语，回归母语写作。刘禾教授有类似的动机，她要甩开的是英语，也要回归母语写作。想来，也许是因为有脱离母语，完全使用外语的经验，催生了对于语言文字与思想表现间关系的关注，在外来的语言文字无法表现故有思想的特殊环境中，产生了追求新的表现形式，新的写作方式的相同想法？

更深的解答，我还力不从心。无论如何，刘禾教授和《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出现，使我深感欣慰，孤独探索的道路上，终于迎来了同志同道，且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新的期待更令人欣慰，已经有志于此的年轻新人，正在观望积累，跃跃欲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解脱工分体制的绳索，加入到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来。

    这些年来，我游走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倡导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主张研究与叙事并重，求真与求美同行。先后写成《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三联书店，2015年）、《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三联书店，2015年），和这本《秦谜重新认识秦始皇》，内容都是秦汉时代的古代史，手法却各不相同。《汉帝国的建立》，是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秦崩》和《楚亡》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叙事，《秦谜》，则是罗辑思维的历史推理，不断地尝试新的表现形式。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我益发确信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是讲史料的可信度和解释的合理度。历史学的人文性，是讲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叙事，在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

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就内容而言，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循此思路，继续展望下去：未来的历史学，不再是画地为牢，自言自语，自残自损的缩小版，而是自信开放，你言我语，开疆拓土的增长门。未来的历史学家，不再是手脚勤快，寡文少墨，缺心眼少思想的小媳妇，而是功力深厚，文采飞扬，有担当有思想的大闺秀。

常言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我补充说，学问，也是学者生命的历程。这本《秦谜》，探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伟人—秦始皇的身世疑案，这是两千年以来的学术公案。这本《秦谜》，用的是侦探破案的手法，这是作者个人喜好的体现形式。

学者研究学问的基本动机，在于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为学者和公众所共有。这本《秦谜》，是一位喜好推理的历史学者，用侦探小说的手法为公众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不过，作者所想定的公众，是喜欢历史和文学，有文化的读者朋友。作者相信，通过阅读《秦谜》这本书，读者朋友会在体验历史推理的乐趣中，与戏说瞎说胡说历史的低俗世风拉开距离，会在体验学术精神的满足中，提升既有的文化品味，会在与专家学者的互动中，内外呼应，共同开创有担当、有文化、有品味的新世风。

 （本文为笔者为2017年五月面世的中信版《秦谜》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