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中华 

岁月如流，新浪卷起千堆雪，京城繁华王府井，中华已无书局。六里桥新址，弯弯曲曲，宛若国学今日。                      

    中华国学第一门户，这是我对中华书局的赞辞，也是我心中的中华书局。

    未上大学前，在家父的耳提面命下读《史记》《汉书》，标点本，书脊上中华书局四个字，与史记汉书四个字一起刻在心上。

    家父好文史，大学看重北大，出版看重中华，他的心愿，托付给了我。

   进北大后，因为学的是中国史，又选了古代，读的书大部分是中华出的，先生们嘴上叨念得最多的书籍版本，也是中华的。在国学圈子里，中华成了中华书局的代名词。

    大学一二年，中华是高不可及的殿堂，骑车进城，琉璃厂、王府井、灯市口、北京人艺、考古所……，路过中华时，总感觉那栋楼好神秘，又与商务印书馆相邻，都是读书人心仪的地方。

    大二写了一篇小文章，《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斗胆寄与《文史》投稿，竟然有了回信，说是刊用。中华书局的信封信笺，让我激动了好久。为此还去过中华，见过编辑吴树平先生，算是第一次踏入文史殿堂。暑假回成都，说与家父听，家父说：“你那豆腐块文章，半通不通，算是中华给你脸了。”话虽然带嘲讽，脸上却带笑，我心里乐滋滋。

    《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成了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迄今为止我写的唯一的一篇纯考据的文章。我以后的路子就走开了，人物评论、史学理论、专论通论、高层论、中层论、又追求历史叙述，甚至走到历史推理……，顺着自己的心思，探寻自己的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不时旁门左道，常常叛道离经。欣慰的是，师友们还一直认可我，据说种种理由中，我治学由考据入门起家，被认为是正途。好像学术界与政界相通，也讲究根红苗正，北大、中华、考证，从此成了我的护身符？

    毕业留校后，就常来常往中华了。85年年中，在《文史知识》上发了一篇小文“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开始有些新派了。承蒙中华包容，在名师大家们执笔的缝隙间，开辟了一块“青年园地”，刊登我这类年青的助教和学生们的文章，算是网开一面。

    80年代中期，是难得的人心振奋，自由思想的时代，在改革浪潮的刺激下，北京高校的一批年青教师，奔走往来，串联讲演，力图挣脱旧教条的束缚，走新的学术道路，开拓新的文化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华，稳健地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调和新旧，举行了老中青学者分别参加的三次座谈会，从不同方向探讨文史领域的开拓和更新。记得老一辈学者有李泽厚、金开诚、林甘泉等先生参加，中年一辈有葛晓音等，年轻一辈的有文学所的靳大成和人大的杨念群，北大除了我，还有世界史的彭小瑜。我那时醉心史学理论的探讨，倡导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大声疾呼“史学危机”，成了完完全全的新派，至今还被戏称为老革命。

    ……

    86年出了国，断了与中华的直接往来。不过，中华出的书，特别是那一套二十四史，伴我周流蓬转，在他乡异国，那是我的根。

    我重回中华，已经是二十年后。2006年底，我完成了新形式的历史叙事《秦帝国的崩溃》，意外得到中华的认同，于2007年出版。2009年又在中华出版了历史推理《秦始皇的秘密》，更是中华书局主动给我生的事，迫上梁山之作。两本书与中华的牵连，大部分都写入后记中了。

    岁月如流，新浪卷起千堆雪，京城繁华王府井，中华已无书局。六里桥新址，弯弯曲曲，宛若国学传统的今日流。

    值中华书局建局百年大庆，期待新的时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