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分别引用了《易传·系辞下》和《尚书·毕命》中的名言，提出要宗法圣人的文章，写文章要做到“正言”和“体要”。原文是这样的：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詹瑛46-48）[①]

王运熙先生认为，“正言”和“体要”就是《序志》中说的“先哲之诰”（王运熙46-52），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对于其中“正言”一词的确切涵义究竟应如何理解，人们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比较普遍的理解是，“正言”就是正确（或规范、雅正）的言论，它涉及到思想和语言两个方面，但重点是思想内容。这样的理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已经贴切地揭示了“正言”的内涵呢？刘勰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看来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我以为《征圣》中所谓的“正言”不是指正确的思想，也不是说要用准确的语言表达正确的思想，而是指能够准确贴切表达内容的语言。换句话说，这里涉及的只是语言表达的问题，没有思想本身正确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来考察：

一、从“正言”的出处来推求。

“正言”一辞出自《易传·系辞下》。文曰：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韩康伯注曰：“开释爻卦，使各当其名也。理类辨明，故曰‘断辞’也。”孔颖达疏曰：“开而当名者，谓开释爻卦之义，使各当所象之名，若乾卦当龙，坤卦当马也。‘辨物正言’者，谓辨天下之物各以类正定言之”（孔颖达89）。大致的意思是说，解释爻卦之象的意思，首先要辨别所呈现出来的爻卦之象，然后再用相应的名称来命名对应的象。这就好像用乾之名来指称龙之实，用坤之名来指称马之实，涉及的是名（也就是言）与实的关系问题，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问题。如果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名能准确说明象的，那就是“各以类正定言之”，也就是“正言”了。另外，对于卜筮者而言，不管所得卦爻之象是凶是吉，他都必须准确、如实地传达出来，而无须也无权对卜筮的结果加以选择，不存在哪些内容是正面的，因而是可说的，哪些内容是负面的，因而是不可说的问题。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正言”应该是指能准确表达内容的语言，而不是指正确的思想。

这样的理解究竟对不对，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另外两个关键词：“辨物”和“断辞”的疏解来求得确解。什么叫“断辞”？《说文》云：“断，截也。”段注曰：“截下曰断也”（许慎、段玉裁717）。这说明截下的两段本来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是有着高度相似性的。要对有相似性的对象作出区分，这就需要“辨物”，就需要在相似的两事物间仔细辨别，寻找出差异，这不是一个轻易随便的认识过程。只有“辨物”辨清楚了，认识透彻了，事物间的细微差别抓准了，表达出来的言辞才有可能是斩截分明的，才是丁是丁，卯是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这就是“断辞”，是有截断之辞。可见，“辨物”和“断辞”实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辨物”是认识，“断辞”是表达；“辩物”是因，“断辞”是果。如果言辞做到截断分明，那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准确，已经可以说是精准了，当然也就是“正言”了。

我以为，《易传》中所以要使用“断辞”这一称谓，原因在于有时卜筮的结果比较幽隐曲折，呈现出来的特征不够鲜明、典型，不易让人看清，因而也就难以用恰当的名称来命名。这与写文章的情况非常类似，一些精微深细的问题，只有思考深入，才能表述得清楚分明，否则就会含糊其辞。刘勰在《征圣》中说：“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显在的意思是说精义曲隐是与“正言”不矛盾的，但隐含的意思则是说，要把精义曲隐表述清楚实际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下一番“辨物”功夫的。只有把问题认识透彻后，才有可能说出“正言”（也就是“断辞”）。

人们可能要问，在“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这句话里，是不是包含着正确的思想的意思呢？我觉得是不包括的。这里所谓的“精义”之“精”只是指精深微妙的意思，而不是思想正确的意思。何以见得呢？我们来看《征圣》中的另一段话：

曲隐和婉晦都是说圣人文章的含蓄风格。五例是指《左传》的五种写作方法，四象的解释并不一致，或谓“四时”（孙星衍598），或谓六十四卦中的实象、假象、义象和用象（孔颖达 82）。无论取何种解释四象都是一个中性词，并不涉及思想正确与否的问题。对于卜筮者而言，无论呈现出来的是何种象，无论象中的内容是否正面，他所要做的只是把象的精妙意义表述出来，而无须去区分象中的意思是否正确，是否有必要加以取舍。

由此可见，“正言”指的应是表意准确的语言，而不是指正确的思想内容。

二、从《征圣》的主旨来推求。

我们知道，《征圣》的主旨在指出学习作文的正确方向和途径，讨论作文的基本要求，指出作文必须效法圣人，必须牢记“先哲之诰”，那就是篇中引用的《易传》和《尚书》中的两段话，把“正言”和“体要”作为写好文章的两个基本要素。按照骈文的表达习惯和一般的理解，这里“正言”和“体要”两两相对，应该是同一层面上的两个并列或相对的问题。因此通过对“体要”一词的疏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弄清正言的确切含义。

什么是“体要”呢？《尚书·毕命》云：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

《伪孔传》曰：“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孔颖达245）。就是语言要精要的意思。但我觉得《伪孔传》的这个解释还不够到位。因为他只释了“要”，而没有释“体”。按，《说文》：“体，总十二属也”（许慎、段玉裁166）。意思是说，体是身体十二个部分的总称，也就是身体的意思。《广雅·释亲》云：“体，身也”（王念孙202）。引申之，则可谓之主干、主体。如此“体”与“要”合起来就有突出主干、语言精要的意思，再简单一点就是简明扼要的意思。讲的也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不涉及思想内容本身。这与我们上文讨论的“正言”一词的涵义都在一个层面上，都属于文风的范畴。两个词语合起来就是说，写文章要做到表意确切清晰，要言不烦。实际上也就是风骨中“风”的意思，讲究的是“意气骏爽”，“述情必显”，是“风清”、“文明”的意思（刘勰、詹瑛1048、1054、1071）[②]。反过来，如果说“体要”和“正言”一指语言，一兼指思想和语言的话，就会觉得不平衡，不匹配，总有一种圆凿方枘的感觉。

所以，我以为“正言”和“体要”都是同一层面并列的两个问题，是文辞如何表达思想的问题，是文风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

三、从“正言”的对立面来推求。

《文心雕龙·序志》在阐述写作动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疑作“奥”]，宜体于要。（刘勰，詹瑛1909-1913）

这一段话对我们准确理解“正言”的确切涵义帮助很大。这段话可分两层。从“去圣久远”到“将遂讹滥”为第一层，这是从反面立说，讲的是近世文坛流行的“讹滥”文风。“《周书》论辞”以下为第二层，是从正面立论，推出的是优良文风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正言”和“体要”，这显然是对《征圣》主旨的概括。二层一正一反，以反托正，两相对照，互为对应。因此，通过对反面现象的描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正面主张的内涵。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层讲的是与圣人文风相对的不良文风。“文体”是说文章风格，“文体解散”是说圣人的文风中断。“奇”与“正”反，《定势》谓：“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刘勰、詹瑛1136）。“辞人爱奇”，也就是刘勰屡次批评的“楚艳汉侈”（刘勰、詹瑛85），“穿凿取新”（刘勰、詹瑛1134），片面追求新奇的“浮诡”、“诡巧”文风。[③]“饰羽尚画”云云，则是讲的堆砌辞藻，繁复琐细的文风。刘勰认为，这样的语言风格，将会妨碍作者清楚明白的表意，也会给读者理解文意增加难度，是所谓“言隐荣华”，“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刘勰、詹瑛1168）。可见讲的都是语言表达问题，是文风问题，并不是思想内容问题。那么问题很清楚，与之相对应，作为对这种“讹滥”文风纠偏的“正言”和“体要”也应该是语言表达问题，是文风问题，同样也不是思想内容的问题。

不过，问题就来了。第二层中在“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之后，紧接着的是“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很明显，刘勰在这里是用孔子的话来代表他的“正言”主张。孔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刘宝楠 58）

由于对句中“攻”、“已”的意义理解不同，因而对整句的意思理解也有不同。但不管如何不同，对于文中“异端”一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是背离圣人思想的异端邪说，指的是思想问题。那么是不是刘勰认为，“正言”中包含着思想内容，“正言”是指与异端相对的正确思想呢？我想刘勰恐怕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人们在引用他人语言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是袭用引语的原意；还有一种只是借用引语中的一部分意思。刘勰这一段话只是借用孔子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非袭用孔子的原意。这里“异端”一词的内涵事实上已经被刘勰作了改造，成了与“正言”对立的“讹滥”文风的代名词。“恶乎异端”也就是反对讹滥，坚守“正言”的意思。这样的理解能不能成立呢？我想也许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文心雕龙》只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作文指导概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写好文章，如何掌握写作各类文章的要领。作为贯穿全书的“先哲之诰”，“正言”、“体要”只是写好文章的基本规范，而不是评选优秀之作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刘勰在具体评价作品的优劣时，也多是从这一基本标准出发的。特别是一些他作了高度评价的作品，若从思想内容方面考虑的话，却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例如他评楚辞曰：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 （刘勰、詹瑛161-162）

评价很高，但讲的都是言意间的关系问题，既有“正言”，又有“体要”，并不涉及思想感情是否正确。倘要追究楚辞的思想，则是并不纯正的，它既有“同于风雅”的一面，又有“异乎经典”的一面，刘勰是不会作出太高评价的。又如他高度赞扬汉末古诗和建安诗歌，说它们：

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詹瑛193、196）

“直”、“切”、“附物”云云，都是显豁、“昭晰”的意思；“不求纤密之巧”，也就是不繁芜，不繁复，简明扼要的意思，都是兼备了“正言”、“体要”的优点，侧重的仍然是文风，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正确。倘从思想的角度去衡量，则这些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有很多问题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倘若“正言”包含着思想正确的要求的话，那不仅要求很高，一般人很难达到，就连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中赞扬的那些佳作也有很多不符合这一标准。

综上所述，我以为“正言”的确切涵义是指能准确传达思想内容的语言，不含思想正确的意思。这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却关涉到如何准确理解《文心雕龙》的整体思想，如何把握刘勰概念的原意，因此也就有了一辨的必要。

注释[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