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首唐诗看益阳历史和人文

晚唐诗人杜荀鹤的一首《寄益阳武瓘明府》曰：

县称诗人理,无嫌日寂寥。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

月满弹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见,烟水路迢迢。

武瓘，贵池（今属安徽）人，咸通四年应进士举，唐昭宗朝官益阳县令。唐代一般人尊称县令为“明府”，“明府”是“明府君”的略称。此诗看似简单对唐代益阳县当地的描写和对在益阳为官朋友的想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更多有关益阳的历史人文。

“县称诗人理,无嫌日寂寥”，可见益阳在唐代被称为诗歌之乡，这恐怕算得上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乡。当时益阳是诗风浩荡，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益阳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自古文人辈出，诗脉源远流长。2009年6月，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益阳市“中国诗歌之乡”。自然益阳成为“中国诗歌之乡”是有历史根基的。诗宗屈原，在桃花江畔的凤凰山上，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浪漫诗篇《离骚》、《天问》；诗仙李白，在碧云峰下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词《菩萨蛮》，又在洞庭湖边写下了“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苎，不知霜露入秋衣”的诗句；诗圣杜甫，晚年漂泊于洞庭湖上，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如《宿白沙驿》等；豪放派诗人苏轼，登临素有小庐山之称的碧云峰时，写下了《登小庐山》的诗作；唐代著名诗僧齐已，《全唐诗》入选800多首。

唐代固然是诗歌的巅峰，但毕竟当时益阳县属于边远地区。那么诗歌的兴起必定有以前很好的基础。诗歌的兴起除了本地文化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外来文化的融合。早在战国时期诗人就曾来到益阳。最近有调查显示，益阳市区人数最多的姓氏是刘。益阳刘姓人数最多,与历史上几次移民大潮分不开，但最早应该起源于西汉。根据《后汉书•郡国》记载，长沙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相比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人口数增加4倍多，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其时益阳属于长沙郡。有研究指出，东汉时期南方各郡人口增加，长沙、武陵和零陵三郡人口增长率更高，其新增人口中很大部分“肯定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所致”，即移民流入的结果。韦东超先生认为，正是因为移民的大量迁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族际冲突，由此导致东汉时期长沙、武陵和零陵三郡出现“蛮变”。

两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乱频仍，大批中原人向南迁徙。外来人口或属移民或来任职。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带来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南朝宋著名的思想家和天文学家和音乐家何承天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小时候就跟随叔父到益阳。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何承天能弹筝，复擅弈棋，也能工诗。应与其青少年时期受益阳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

“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既对当时益阳县城的地理形势之了描述，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说明。益阳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用益阳土话讲这就是柴方水便，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可以上山砍柴，也可以下江捕鱼。显然诗人的朋友已经把这些告诉了他。乾隆《益阳县志》记载益阳的山水形胜“左连沅水，右据梅山，南则衡龙小庐峙于前，北则五溪太常障于后，资江襟带距洞庭之上游，十洲袤延扼邵陵之门户。”益阳为山水之城。当然这是益阳整体地理形势。城郭，古义是指内城和外城，现在泛指城或城市。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这里又涉及到到益阳县古代城池的的地址是在资江北岸还是资江南岸的问题。进而有涉及古代益阳县地名的问题。根据1992年编《益阳县志》记载秦初城于资水北岸白马山，但无城址考古发现。嘉庆大清一统志对此城的建造有这样的记载：“益阳故城在今益阳县，东汉置，属长沙国。后汉建安二十年，孙权与蜀争荆州，遗鲁肃将兵拒关羽於益阳，是城肃所筑也。”《同治益阳县志》描述了鲁肃城和其后明清城的位置关系：“旧城在今儒学后是城肃所筑，今遗址数十丈存焉，人所称鲁肃堤者也。”可以得知的是，鲁肃城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修建的城。但是否就是益阳县治所在地不得而知。再说，关羽与鲁肃是否就是在益阳争霸也有人提出质疑（石泉，荆楚地理新探续集）。而袁琳先生在研究论文中干脆标出江北有城池，江南有治所，二者分离，显然不合情理。目前，益阳之得名，多引用应劭之说。《水经·资水注》：“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又说：“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因为没有存在更加古老益水的历史资料。应劭之说基本上得不到认同了。也就是益阳地名的来源未定。

2013年，兔子山遗址考古出土了约一万三千余枚战国晚期至孙吴时期简牍，内容为益阳县档案和公私书信，表明位于资水南岸铁铺岭，地处兰溪河与资江交汇处的低矮山冈顶端的兔子山遗址是楚、秦、两汉、三国孙吴时期益阳县衙署所在地，这是更为可信的说法。这首唐诗或说明在唐代，益阳县城还在江南。旧唐书也说，故城在今县东。很难想象如果县城和衙门在江北，这数量之多，系统性之强，时间跨度之大的简牍会在出现在资江南岸的兔子山。江北地势低洼，早期的城池很难想象会见在江北，而且并无考古证明。然而根据“山南水北谓之阳”的原则，益阳县自楚置县，县治最初在益水之南，且不应称“益阴县”。而遗址之南更无略具规模的河流或湖泊名“益”者，所以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春龙先生认为若依水为名，则不得称为益阳，益阳名称的由来，当另有原因。

“月满弹琴夜,花香漉酒朝”，漉酒即葛巾漉酒，陶渊明好酒，以至用头巾滤酒，滤后又照旧戴上，后用滤酒葛巾、葛巾漉酒等词形容爱酒成癖，嗜酒为荣，赞羡真率超脱。诗人历来是浪漫的。但在当时可能也是益阳的真实写照。前面提到的南朝何承天弹筝，弈棋，工诗就可能与在益阳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杜荀鹤以“诗旨未能忘救物”自期，故而对晚唐的混乱黑暗深有体会，自然羡慕和期待朋友在益阳晚上弹琴赏月，白天品酒观花的理想生活。

“相思不相见,烟水路迢迢”显然表达了诗人的思念之情，只是雾霭迷蒙的水路太过于遥远，真的难得一见。同治益阳县志：益阳“县城负五溪山，控资水，其南诸山如列屏，居沅湘二大川之间，东则地势愈开阔，以及于洞庭八百平湖，形如襟带，水陆四达，亦南楚之重镇也。城形如龟，南北狭而东西广，宛为全县疆域之缩影。”益阳为“沅湘门户，水陆交通方便。境内河溪纵横, 水运尤其便利。循资水“上通宝邵，下达江湘, 舟揖流通, 百方易集”。然而，直到晚清益阳水陆四达的优势才真正体现出来，其时益阳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全省的强势崛起，益阳成为一座商业航运业城市。

益阳是中国诗歌之乡，是鱼米之乡，是山水之城，是休闲之城。简言之，益阳自古是个好地方，这首唐诗可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