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17岁的少年应聘进入违法公司后，假冒各大报社记者，以在报纸上登文章做宣传需缴版面费或广告费为由，诈骗位于全国各地的13家企事业单位宣传费近10万元。少年高某、王某、姜某犯罪时都是17岁，均为江苏省金湖县农村人。去年3月至6月期间，李仁杰(已判刑)以“北京中企展业市场调查中心”的名义，招聘高某、王某、姜某等人，并要求他们冒充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等报社人员，以在报纸上刊登宣传报道为名，骗取48家单位的宣传费用共36万余元。

    近年来，一些假记者在各地诈骗钱财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严重破坏新闻记者队伍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还折射出媒体自身监管的缺位。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去年以来，通过媒体报道的“新闻敲诈”事件也有数十起。

    假记者竟成职业。在山西省忻州已经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选择”。忻府区合索、曹张乡令狐庄和原平市神山村等地，都是当地有名的“记者村”。

    另一个真记者也加入“骗”的行例。如有些记者站的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专门到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等找问题。发现问题后，他们不写批评报道，而是直接找相关单位要求“采访”和“审稿”。显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促成问题解决，而是把发现的问题当成出价筹码，张口动辄就是几万。或让有关单位出钱做广告，或干脆直接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有些地方和单位害怕媒体曝光，也愿意出钱将事情“平息”。　

    这些“假记者”的基本操作是，往往先摸底，路政、公安、环保、城建、交通、乡镇及违法煤矿，只要是有问题的地方，“假记者”便欣然前往。敲诈一般是进行调查后写出调查性文章，然后把要刊登的内容送到当事人手中，问怎么处理，然后要求订报、做广告或直接要钱。

    造成被假记者屡屡所骗的原因只要有三方面。

    一是监督者自身不过硬。新闻敲诈现象的产生，跟社会大环境有关。现在社会上的确有许多阴暗、腐败面，有关单位害怕这些问题曝光，愿意花钱买“平安”，因此给新闻敲诈制造了市场。揭露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媒体的一个功能，而现在许多正常的揭露常常受到打压，造成不少记者不敢再写批评报道，反而沿着这条路走向另一个方向，产生了灰色新闻市场。

    二是记者的“身份”特权影响之深。何谓记者？专门报道新闻事实与进行舆论监督的就该算是记者，但现在却把这些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给了一部分人，成为了这部分人的特权。有的记者自认为掌握着舆论监督大权，就颐指气使，威风十足，说话、做事，全然是一副官场作派。媒体和记者如果把“宣传”当作一项职能，自然就有了“宣传权”。记者有“两吃”，其中一吃就是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做软文、拿红包这些已经是媒体行业人所皆知的事情。记者的另一吃是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对社会行为，有的记者不是去揭露曝光，而是期望“黑吃黑”，以曝光要挟，趁机“敲”一把。因此，一些人就看好这个职业，真的做不了，索性以假骗真。

    三是社会对媒体的过分依赖。现在，一些人碰到困难和问题不是找有关单位或部门解决问题，而是过分相信和依赖媒体曝光解决。现在各媒体上的“热线”、“帮忙”之类的节目，有时误导了民众，以为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记者来解决问题。当然，一些非常“弱智”者，不考量与查问这些所谓“记者”的真实性，就直接与其发生业务关系，以至上当受骗，悔之已晚。

    我窃以为打击假记者，无论从法律还是实际把握上都较难操作，现在还是难以治本；加强管理、记者自律也是空话，很难落到实处；只有媒体竞争才是杜绝假记者的出路，只有你不做亏心事才能不怕鬼敲门，只有大家提高警惕才能防止被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