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为新发展格局注入新动力

                                  紫领第十二期吴强军导师组学员 顾晓华

电商平台方兴未艾，直播带货蓬勃兴起，“双十一”购物节余热尚在，各类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加速发展，一派生机勃勃。毫无疑问，线上消费，数字经济已经充分进入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今年疫情的突然来袭，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类线上数字经济更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随着中央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疫情时代的新型消费和数字经济也需要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添砖加瓦，推动中国经济的巨轮行稳致远。

释放新业态活力，提升新发展格局之势。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方面是畅通国内循环，因此打通堵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是核心要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发展之势，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为代表的消费，皆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弥补了传统消费环节中物流成本高，资源配置慢，消费动能弱的缺点，为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利支撑。同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各类智能化，数字化设备的技术更新，也从另一方面提升了新技术的需求，丰富了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对于国内关键技术的突破也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只有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新发展格局才有充足的“源头活水”。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站在全球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的风口，中国抓住了互联网的发展机遇，线上消费和数字经济的兴起是顺应历史发展，获取发展动力的重要法宝。新发展格局的推进，离不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与消费新模式新动能的发展，发挥好其“两翼”之用，才能完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助力中国经济的又一次腾飞。

正视老年群体

                                  紫领第十二期金伯中导师组学员 卢嘉誉

近日，伴随着老人冒雨交医保被拒，老人被抱起做人脸识别等事件的发生，悄然步入中度老龄化的社会猝不及防的在人们心中划开一道血淋淋的伤口，老人的茫然无措深深刺痛了人们的心。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司预测和国际上对老龄化的划分，“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社会转为中度老龄化社会，“十四五”之后，甚至会进一步转变为重度老龄化社会。面对老龄化进程，我们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能采取哪些可行性措施呢？

首先，老年人日常生活方面。现阶段老年人在出行、就医、办理手续等生活需求上还存在许多不便之处，如文首提到的两起事件，以及买票难、挂号难、智能终端使用难等。有人将事件归咎于智能化、信息化的步伐太快太大，将老去的人们抛在身后。笔者却不以为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社会还没有为日益加速的老龄化进程做好准备，社会没有将老年人群体作为社会的重要且独立的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是将老年人作为中年人的长辈，简单粗暴的认为老年人的事务都可以由子女亲戚代劳，却忽视了老人本身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我们必须正视老年人群体，真正把他们视为社会重要且独立的组成部分。社会、政府、企业等各界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各项需求，并为之提供便利。

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例，智能化、数字化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便利而非制造障碍，智能化、数字化的受益群体当然也应包括老年人。11月24日，浙江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发布会召开，全省2629个政务服务事项已接入“政务服务中台”（占总数的71%），64%的政务服务办件已实现“一网通办”。数字背后，老年人也享受着“政务服务上门服务”的数字化便利。71岁的郑女士帮97岁老母亲办理医保手续，过去需要到医保大厦，而现在，社区工作人员可以把“办事大厅”送上门。工作人员用平板电脑登录政务服务系统，只要输入母女两人的身份信息就能办理医保手续。不仅是医保，通过政务服务中台搭建的代办系统，社保、住建等很事项都可以实现上门办理。浙江政务服务的成功实践证明，智能化、数字化与老年人并非对立关系，只要设计者心中有老年群体，他们就能为老年人服务。例如，电视、手机可专设老年机型或老年模式，支付宝、微信、地图、银行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APP可专设老年版本，以大字体大音量、操作简单、功能精简等设计方便老年人使用。

其次，养老体系建设保障方面。“4+2+1”的家庭人口模式，大量中青年外地就业的现状，给传统家庭养老的方式带来了极大挑战。我国目前的养老体系与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数量以及逐渐升级的养老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养老体系建设发展刻不容缓。未来养老体系建设应多路并进，政企合作，发展立体式、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

基层社区、乡村应定期采集辖区内老年人基础信息，了解老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同住人等情况，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居家养老服务，如设立平价老人食堂、报刊室、棋牌室，协助办理政务手续，定期举办健康讲座、防诈骗讲座等，让有自理能力的居家老人生活更为便利。

养老院则可以为有护理需求的老人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政府在大力建设公办养老院，为低收入有护理需求老人提供优先服务的同时；也应鼓励企业参与养老体系建设，为有经济实力的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另外，还可以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院的合作，让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不出养老院即可享受医疗服务。

此外，政府和医疗机构可以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遗嘱公证和临终关怀服务。“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也应是有尊严的、安宁的。

第三，尊老敬老风气倡导方面。中华民族向来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传统美德，但随着老年群体人数增长，其中极少数的害群之马也会出现，“扶不扶”等事件的发生难以避免。一方面，我们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孝老，鼓励人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有困难的老人。另一方面，对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不“和稀泥”，不让年龄成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更不让有爱心之人寒心。

每个人终将老去，从个人角度，老年人是曾经的养育者；从国家角度，老年人是曾经的建设者。于情于理，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都应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劳动认同感”缺失的困境

                              紫领第十二期陈广胜导师组 阮惠颖

 “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都是人上人！”继“996”“保安日记”和“社畜”之后，带有自嘲性质的“打工人”一词迅速走红，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称，以“打工人”为题材的各种表情包也层出不穷。

除了传统范畴的“农民工”——学历不高，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城市白领阶层也被纳入今天的“打工人”范畴。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众媒体的时代拥有一定的发声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能力。城市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早已引起社会的关注。2004年，检察日报发表名为《关注“文化打工仔”》的文章，与此类似的“写字楼民工”“办公室民工”无一不昭示着当代劳动者的依然承受着与父辈相似的生存困境，尽管他们有着高学历。

表面看，这是年轻人生存压力的宣泄和自我认知的觉醒。短短几天内，“打工人”便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共鸣，与其说这是个新近走红的网络流行词，不如说是酝酿已久的一次集体情绪宣泄。在这种宣泄中，既有对当下境况的不满，也有相伴相生的自我激励与自我解嘲。当网民们以“打工人”为主题嬉笑怒骂、调侃打工生活的背后，是工作、生活的艰辛和个人生存境况的无奈。北青报曾发文称“打工人”爆红现象是青年人务实工作放弃幻想的体现，有助于消除“职业鄙视链”，实际上，这种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不过是把悲剧包裹上喜剧的外衣，与其说是一种变相的自我鼓励，不如说是通透过后的无力与清醒。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警惕“打工人”一词背后，当代青年人“劳动认同感”的不断流失。劳动是人生命的存在方式，是生命的表现和确证，从这个意义上，人的生命权和劳动权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当我们以“打工人”自称时，已然认同自己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并没有任何区别：每日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高度同质化；通过劳动产出获取到的工资无法满足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依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中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也就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阶段。换言之，劳动可能正在不断“异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那样，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无法收获成就感，无法证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义，不断否定自己，感到不幸。即使工作本身拥有实质性意义，劳动者可能也无法从日常工作中感受到这份意义：在不断细化的分工中，人们埋首于各种冗杂的日常性事务，成为一颗可替代性极强的螺丝钉，实际工作价值在流水线的每一环上被消磨殆尽。“打工人”的背后，是当代年轻人“不想工作”与“不得不工作”的二元困境：没有工作，衣食难安，生活泥沙俱下；有了工作，痛恨工作夺走生活。早年间流行一时的“摸鱼”，也许是大家无声息的反抗。

更为残酷的是，技术的高速发展之下，很多人面临的不止“不得不工作”，而是终将失去工作的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曾《工作的终结》一书中预言：“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经济将接近完全自动化生产，大规模地以机器取代工人情况，将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多人缺乏正式工作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重新确定千百万人的机会和责任，将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最为紧迫的一个问题。”“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工作”越发不得自身掌控，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如何掌控技术，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变得尤为关键。

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仍是我国基本国情的当下，历史条件并不完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本不可能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人们的“劳动幸福感”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不断落实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贯彻“劳动幸福”这一核心主张。形形色色的996工作制等明显违背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近年来却在相关单位大行其道，引发过劳和幸福感低下，归根结底在于劳动监察机构执法不严，未能有效督促相关单位遵守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只有通过加强执法力度，进一步落实《劳动法》相关规定，坚持“劳有所获”，让每一位劳动者获得相应的回报，相关权益得到保障，才能使劳动者相信劳动本身是一种享受，是具有幸福感，相信幸福是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其次，完善企业内部工会建设，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作用。一些单位中工会的行政化、虚化现象十分严重，面对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工会并未针对性进行有效谈判。因此，单位内部，应大力加强工会的职业化建设；企业外部，可适当发展行业性、区域性工会，维护相关行业、地域的权益。如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生产人员劳动工资率低、在职青年为了提高收入和维持体面生计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工会组织应协同相关部门，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提高劳动工资率和基本工资收入，使在职员工收入与生活得到平衡。

最后，通过教育唤醒个体劳动者的主体意识，还原“劳动者”这一主体具有能动性的特征与内涵，促使劳动者认识到，技术是主体身体感知的延伸和工具化。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减负这一特征——人类对机器、技术的操作不断减少——在无形之中减少了人们的付出，人们面对技术时的无力感也不断增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劳动者才能不断协调人类主体与现实技术之间的差异。进而提高自我的道德水平与自身的甄别能力，保持主体态度的明确与思想的独立，保持自我的本真和主体性。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当代普通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深深包含着物质世界谋生的不堪和心酸。所谓的自嘲与乐观，与当代青年的宣泄与苦闷，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单纯将其定性为苦中作乐或黑色幽默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心态？经济社会发展，又将会带来哪些衍生问题？未来，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深思。

作为社会历史细胞的个体，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而是理解，理解人类共同的苦涩，奋力前行。无尽的远方，都与我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