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诚信防治舞弊，制度规范高考

紫领十二期预科学员 张淑婷

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高考作弊行为处理办法，以法律的威慑力维护了高考的公平性。然而，近年来关于高考舞弊、冒名顶替的现象仍层出不穷，舞弊行为呈高科技化、多元化、职业化、组织化“四化”倾向，严重损害了普通考生的个人利用，破坏了正常的人才选拔机和教育公平。由于规范高考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法律惩处力度不够强硬，防治舞弊的科技手段不够先进，导致部分考生和犯罪团伙仍存有“一旦成功，飞黄腾达”的侥幸心理。笔者认为，防治高考舞弊行为关键在于制度体系的规范和先进技术的研发，从根本上防治舞弊思想、舞弊手段、舞弊行为，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

信用制度是防治高考舞弊的基础

目前，诚信教育已经走进考生身边，道德和社会价值观的约束一定程度上能减少舞弊行为，但无法做到有效防治。面对高考不正之风横行的现象，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体系是防治高考舞弊的基础。将高考中不诚信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中，作为考生入学、求职、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让考生在思想上树立考试舞弊不可取的意识，自觉抵制和避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同时，个人信用考察的常态化也十分有必要。规范每一次基础教育升学考试，期中、期末考试，将其诚信情况也纳入个人信用档案，固化诚信考试思想，让杜绝舞弊的思想进一步深入考生心中。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个人信用档案不应采用单一的减分制度，一场考试的不诚信行为影响考生一生升学、择业是不合理的。个人信用的评估在结合考生考试诚信情况的基础上，应结合其具体改正表现，给予重新考量的机会。

法律规范是防治高考舞弊的重点

“高考入刑”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非法助考产业，但现有犯罪团伙不再是散落的个体，而是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舞弊团伙，具有分布范围广、舞弊手段高的特点，从高考的各个环节进行舞弊势力的渗透。“仝卓”事件通过伪造应届生身份参考属于舞弊行为，属于伪造档案，但在《刑法》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罪名，增加了处理的难度，也增生了考生的侥幸作弊心理。这暴露出了200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高考舞弊行为的条例仍存在漏洞。因此，进一步加快推进考试法的立法进程，提升执法严谨性，加大高考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是防治高考舞弊的重点。增加犯罪成本，用法律的威慑力维护高考的公信力，才能有效保证高考考生的公平利益。

先进技术是防治高考舞弊的关键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花式作弊手段层出不穷，让监考人员防不胜防，包括纽扣式摄像头、微型耳机、干扰设备屏蔽器等，这也是现今高考中舞弊现象难以防治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利用好先进技术是防治高考舞弊的关键。首先，舞弊产业链网络化程度深，通过社交平台发展、扩大业务。在保护社交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利用关键词监控非法助考产业的动向能从源头上有效减少高考舞弊现象。其次，在考试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从试卷印刷、运输、拆封到重新封装、阅卷，利用电子射频技术和红外探测技术确保试卷密封性和唯一性。引入人脸识别技术和笔迹鉴定技术，结合身份证信息核验，防止替考、代考行为。最后，提高考务人员对先进作弊技术的辨别和处理能力。利用日常化的培训确保考务人员能正确使用反舞弊设备，准确辨别典型作弊手段，提升其反舞弊技术素养。

教育制度是防治高考舞弊的根本

我国的高考被认为是一场决定考生未来命运的考试，每年据网易新闻2020年7月17日《录取的总人数达1000万：今年，或许是最容易“考上大学”的一年》报道：2020年高考考生总人数为1071万人，是自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报考人数之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滋生了“唯文凭论”的扭曲价值观。这也反映了我国的教育考试被赋予了过多的重任，人才的评价制度过于单一。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一科多考”，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窘境。教育制度的改革也要深入考试内容和教育本质。目前考试内容侧重记忆型知识的考察，过分重视分数对人才的选拔是十分不利的。理解性知识考核、综合成绩评价体系和素质教育的推行是有效改革应试教育的重要途径。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高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其安全问题和公平问题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高考公平性的保证也是我国现代化国家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的体现。高考舞弊现象的杜绝是不现实的，防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规范，对反舞弊技术进行创新研发。社会共同抵制高考舞弊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相信未来我们能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罗增雄,张元东.浅析普通高考违纪舞弊原因及防范对策[J].中国考试,2014(07):55-59.

[2]曾炎焰. 国家教育考试舞弊防治及其改进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5.

堵住制度漏洞，防止“仝卓”、“苟晶”事件再现

紫领十二期预科学员 陈家祺

今年5月底，艺人仝卓在直播中自曝，由于当时自己心仪的高校要求应届生身份，于是“通过一些手段”修改了自己的往届生考生的身份。此言论一出随即引发舆论关注。无独有偶，6 月22日苟晶发帖称自己曾在1997年和1998年高考中连续两年被顶替并向山东省教育厅实名举报当年高考被顶替一事。6月24日晚，山东济宁即时形成调查组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除了苟晶，仍有一部分因高考成绩被顶替而被迫改变命运的可怜学子，他们的声音反映了高考制度的漏洞，而人民对此类新闻的热烈反响更凸显出堵住高考漏洞、维持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一个重要人生拐点，万千学子十数载寒窗苦读只为金榜题名。高考大体量和严要求的特点，促成了高考管理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但只要制度里存在漏洞，就总是有利用漏洞走捷径的人，就如同仝卓、苟晶老师之流，他们损人之利肥己之私，严重破坏了高考公平，对高考制度和人民信任度带来了极大冲击。应该如何避免“行高考之私，肥私人之口”，笔者认为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事故为镜，正衣冠自查梳理。无论是仝卓事件还是苟晶事件，他们都是高考的大事故。在仝卓“往届生改应届生”事件中，诸多环节一一打通均没有被发现，表明涉及的一系列制度都有漏洞，监督软弱无力，才让仝卓有空子可钻，有可乘之机。这一点，也体现在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我们有理由怀疑，操作“往届生改应届生”的很可能不止仝卓一个人，只不过其他人没有主动对他人提及，或当事人不是名人，不容易引人注目。各地教育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当以此为戒，亡羊补牢，抓紧进行自查梳理，对发现的线索和问题一查到底，依法严肃追究。

第二、以纪律为刃，强高压震慑宵小。这一系列反映高考不公的事件，其根源是人性的自私主义。以高压严治强化“高考公平”，让教育线上的参与者和工作者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快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教育，让教育线上的工作者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稳中求进基本工作方针，一体推进教育公平和高考制度完善，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教育腐败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以自我教育和高压反腐的双重效果，从根源上杜绝高考不公。

第三、以制度为基，筑牢坦荡求学途。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在完善的制度下，莘莘学子才能走上一条公平的竞争之路。教育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恢复高考以来的经验，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缺弊，考虑国内外的意见与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小心摸索，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全面的合理的制度体系，仝卓、苟晶事件就是一次亡羊补牢的重要机会。

高考的天平一旦失衡，民意必将携卷着怒涛洪流爆发，堵住制度漏洞，防止“仝卓”、“苟晶”事件再现，教育公平，一刻也不能停。

认识你自己：与“黑暗”和解

紫领十二期预科学员 阮惠颖

2020年6月16日，以《坏小孩》为蓝本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落》首映开播。短短两周，该剧豆瓣评分便高达8.9。剧中所讨论的人类内心“隐秘的角落”——人性的阴暗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事实上，刻画人性阴暗面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影视作品是否应当书写“阴暗面”，如何看待“歌颂光明”与“刻画黑暗”的关系，人性到底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重要命题。有些人支持影视作品剖析人性之恶，主张通过批判人性的“恶”达到深度认识自我，认识人性的目的。

笔者以为，艺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影视作品对于人性阴暗面的刻画，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影视作品现实需求的体现。

首先，影视作品中善恶交织共存，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作品逻辑更符合实际生活。道德精神、道德意识是影视作品绕不开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立意、主体，还是价值判断，道德伦理都充盈其中。而“善”和“恶”，或者“好人”和“坏人”，是二元对立下极易被理解的两大基本范畴。因此，绝大部分影视作品都表现出相对鲜明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判断——对民族传统美德的赞美；对消极面，即所谓不利于现实人类社会建设、维护良性人际关系方面的反思和批判。“惩恶扬善”也就成了影视作品中最早、最常见、最易为人民群众接受的主题。但是二元对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无法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试图通过解构二元对立人物形象，给予人物充足的成长空间。人性“阴暗面”的书写便是典型例子。《隐秘的角落》中张东升、朱朝阳等人物人性“阴暗面”与“光明面”随着剧情的演绎和推进，不断交织变化。这种多样化的成长、变化，更符合实际生活与现实逻辑，从而给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观众在观看时才会体味到，剧中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行走的纸片。

再者，这也是大众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传统的影视视野中，平凡人物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地观看少数精英的精彩生活。帝王将相宫闱争斗、才子佳人儿女情长、侠客隐士江湖情仇，这些都是少数人生活的折射。如今，随着民主和平等意识的增长，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要求艺术展示他们的存在状态。观众的审美口味已然发生了变化，不再着迷于王子公主、香车美人等遥不可及的故事。既然艺术必须依托大众而生，它就必须尊重、满足大众心理需求，在影视中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关注。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不能刻意避开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种种不够完美的道德、不够高尚的情感和不够理性的行动。《隐秘的角落》中的他们，作为历史上的小人物，是普通的父亲、平凡的老师、小市民等等缺乏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子。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无奈与希冀、高尚与卑劣，一如俗世生活中的男男女女。

最后，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精神状态，实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在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当下，传统的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受到深刻的动摇。经济杠杆大行其道，相应的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情感冷漠，让人们迷失了清晰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人们渴望真情与关爱， 呼吁奉献与责任感，希冀传统的价值观再现，但却不能肯定这种希冀是否合理，是否仍有现世价值。他们渴望通过了解身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从他人身上寻找与自己类似的行为和心理，借鉴经验或证明自己选择地正确性，以摆脱内心世界的孤独感。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该怎样言行处事？而对于人性“阴暗”的描写，破除了对传统价值的简单回归，在充分观照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基础上，以理解的目光和宽容的姿态平视人物形形色色的行为选择，对现代环境下仍有生命力的价值观予以肯定，在更高层次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

正视现实，揭露黑暗与矛盾，无疑是有助于作品的深刻与真实，并使其生命力得以永久。反之，粉饰太平，掩盖矛盾，将复杂、充满尖锐冲突的现实生活写成“艳阳高照，社会大同”的作品，必然为人们遗忘，成为过眼云烟。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歌颂”或者“批判”的作品，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批判，从来都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影子，都是光明的产物。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阴暗面”的书写是为了找出不足，找出病根，以便及时治疗，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否则，便是既无审美价值可言，也无法达到正确认识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紫领十二期预科学员 姚履坦

6月29日，印度宣布禁用中国背景的59款APP，包括在印度大热的TikTok、Shareit等应用。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其视为“龙象之争”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印度方的封杀之举乃是在其国内畸形舆论引导下的短视之举，并无法对中国造成重要影响，反而将对自己国内的经济、创新创业和民生领域造成冲击。

印度长期以来意图在我国边境修筑建筑和公路，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这直接导致了中印间冲突不断，特别是今年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更是给本不融洽的边境关系火上浇油。尽管连印度总理莫迪都承认，没人侵犯印度领土主权，但印度畸形的舆论氛围并不买账。于是莫迪政府索性学习特朗普政府，从最能号召广泛参与、又最能释放民众情绪的地方入手：经济上抵制中国。但印度不是美国，中国也决不怕任何国家的挑衅和任何形式的斗争。印度此举无异于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一、中印贸易的发展乃市场固有规律。印度应该看到，中国不仅在APP等终端市场满足了印度民众对便捷快乐生活的需求，也通过提供稳定的原材料供给保障了印度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最明显的就是印度智能手机和仿制药的生产。莫迪政府妄图通过政治手段打断中印联系是不切实际且违背市场规律的。

二、禁令将进一步恶化印度就业形势。在新冠疫情席卷印度的时期，印度的就业率已经大幅下降。在这种前提下，印度对中国经济“封禁”将导致其就业“雪上加霜”。中国资本为印度带来的不仅是商业产品，更是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包括诸多网红和软件相关岗位。

三、印度封杀中国APP将严重自损创新生态。一方面印度政府“由政干经”的强硬手段将大幅损害中国投资者乃至国际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印度的许多应用程序都是在中国产品的启发下去开发的。现把中国应用逐出印度市场尽管可以让印度本土企业的竞争减少，但整体而言，印度生态系统的创造力将因此放慢脚步。

从更广义的角度出发，封杀中国手机应用的举措更加凸显了印度对华的自卑心理。正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中国崛起是印度外交当前面临的主题之一。这种心理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进一步放大，这同近期印度封杀中国应用等诸多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十分吻合。

经济困局的问题解开方式，应该是实现更大程度地开放，抓住内外部的机会，而不是退回到“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封闭化窠臼中，搞经济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印度政府应当意识到，关起门来以邻为壑是仁人所恶的。

浅谈人口形势与政策

紫领十二期预科学员 刘炳瑞

人口政策是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口形势而调整的。

人口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计划生育和鼓励二胎、松绑计划生育、全面二胎都是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的。在建国初期，国家稳定、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人口基数大等因素导致我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与此同时国际上资本主义强国对社会主义中国虎视眈眈，国内百废待兴，客观事实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国家在建国初期并未进行人口限制。建国近三十年，1982年中国人口已超过10亿，当时的中国经济水平低、生产力不足，人均资源非常少，同时人口太多，造成许多闲散劳动力，给社会治理也添加负担，因此在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国策。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国情准确判断而做出的重大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对于当时贫穷积弱的中国来说，它确实有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人均资源的增加以及减少了家庭负担，同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然而正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阐述的：制度是一定要与人事相配合的，并且是不能一成不变的。

从1982年至今，是中国将重点转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并且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将巨大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巨大的人才红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输入高科技人才和劳动力，保障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数十年的推行，中国的人口增速和人口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99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老龄化增速世界第一，预计203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2019男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为1949年以来出生率最低值。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等因素都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

纵然人口问题较复杂，但以结果为导向，毫无疑问，目前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孩政策是对我国未来有利的。然而人口政策的出台应以相应配套政策辅助，如何将“鼓励”从口头表扬到实际帮助才是应该着重关注的问题。随着生活成本增加、人民观念的改变、我国保障制度的完善，如何鼓励不想生的适育家庭愿意生、如何帮助想生不敢生的适育家庭放心生，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企业层面都应尽自己的力量，比如提供生育补贴、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增加产假天数、产假补贴等等，鼓励生育。

毫无疑问，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人口数量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市场，使中国不论外部经济环境如何恶化，都能将部分经济发展的压力转移至本国市场，通过扩大内需解决部分问题，使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一片大海，因此人口政策至关重要。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未雨绸缪是关键。老龄化不可阻挡，如何提高生育率，保证我们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国家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简单地发布，还要落实到实处，真正让能够生养得起的家庭愿意生、让能够生养不起的家庭放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