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是一种内在的人际影响力，并不必然与外在的资源占有和岗位职权联系在一起。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内在影响力的源泉是什么？是否预设了明确的方向，也即要把他人影响到何方？

领导力并非纯粹工具意义上的管理手段，而是必然蕴涵着目标与价值。领导力的内在源泉和外在导向都在于愿景，正是愿景目标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价值观，让领导力不仅体现为一种人际影响方式，更具备了深远和广泛的正向影响价值。愿景是领导力的核心决定要素。没有了愿景，领导力不仅会迷失方向，更会枯竭。

愿景虽然发乎个体内在的坚定信念，但这种信念的长期乃至终生追求，必定要融入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之中。从根本上说，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他人产生正向且可持续的影响，就必须超越纯粹个体化的、短期的目标追求，用一种深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带有终极性、社会性、可信性、可行性的共同目标，来吸引和激发人们。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共同目标，才是真正能起到领导力的源泉和导向作用的愿景目标，也只有那些真正超越了自我，执着追求这种愿景目标的人，才能对他人产生正向且可持续的影响力。

既然愿景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终极性、社会性、可信性和可行性的目标追求，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建立起这种内在信念和目标追求呢？仅靠个体的禀赋和外在的机遇远远不够，必须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中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塑造和修养。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所谓被动社会化，意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进入怎样的社会文化传统，接受怎样的环境教育影响，都带有被动性，人们无法选择父母、家乡和成长环境；但是，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我”，如何去影响他人和环境，这又是一个主动社会化过程。简单地说，个体的基本社会素质是被培养和塑造的，但是，个体具有什么样的领导力，本质上却是自我塑造和修养的结果。

对于一个人的愿景和领导力的形成来说，既不必“怨天”，也不能“尤人”，更不可用“命运”来搪塞，而一定要从自我的主动学习和刻意训练上去努力。一个人有无愿景和领导力，关键在于同样的外部条件下，是否具有自我塑造和自我修养的内在主动性；而这种内在主动性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又同一个人是否能将个体目标追求融入到社会文化传统之中，从而建立起具有更大意义背景的愿景有关。

纯粹个体化的目标追求，由于个体的意志无力和视野局限，很容易被外界左右而迷失，也容易走向狭隘化和极端化；无论哪种情况，自我坚持都困难，更逞论影响他人。只有将个体目标追求融入到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导师和目标的意义，进而以丰富的人类精神资源构建起自己更为坚实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做到超越自我，建立起具有终极性、社会性、可信性和可行性的愿景。更直观地说，愿景就是用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建设开发的精神家园，让自己和更多人有了心灵归宿。

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安顿自己的身体作为头等大事，因此，买房最为迫切。为安顿身体而买房固然重要，但为安顿精神而建设“家园”同样不容忽视。现实或虚拟的“朋友圈”还不能等同于精神家园。精神家园里需要的是“志同道合者”，而这里的“志”意指“心之所之”，即个体的心灵归宿，“道”则是共同的精神追求。“志”与“道”合起来，指的就是具有终极性和社会性的愿景目标追求。从根本上说，正是那些拥有精神家园，修养出一种精神气质的个体，才能够产生发乎于内的影响力。那种源于愿景目标、导向共同价值的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难以想象，一个在精神世界中无家可归的人，能够拥有这种精神力量？

要建立愿景目标、拥有精神力量，就必须走进人类共有的精神世界，熟悉其中的各类社区和村落，最后找到自己心仪的地方，着手规划创建一个精神家园。一个人虽然不能选择出生的家庭和家乡，却完全可以选择和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选择和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经典阅读、自我反思、形成愿景，并不断实践的过程。

阅读经典就像和那些精神世界中的导师对话，听他们讲人类的故事。拜访这些精神导师，以他们为邻、为友，才能逐渐形成精神家园里的“朋友圈”。人们经常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统一的。在阅读经典过程中，难道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行万里路”？那甚至都是穿越时光隧道去访问各位精神导师，岂是跋山涉水可以比拟？在现实世界中“行万里路”可能也需要导师指导，但现实世界里的导师和精神世界里的导师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恰在于精神的力量。精神世界里的导师们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他们历经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成的精神力量，既可以赋予愿景目标以意义，又可以用来磨砺人们的思维能力。正所谓“弄斧到班门”，在愿景和领导力上的自我塑造和修养，就是要同精神世界中的导师对话。因此，经典阅读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在更长远和更宽广的视野中获得意义和价值，以便构建精神家园；二是借助同精神导师们的对话，开发潜质、磨砺思维，以利追求愿景、影响他人。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王阳明十二岁明确了“成圣”的愿景。孔子和王阳明都不是在确立纯粹个体化的目标追求，而是将个体目标融入到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在“上学下达”式的主动学习和自我修养过程中，形成超越自我的共享愿景，进而由内而外地产生出正向且可持续的影响力。这也许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真谛所在。其中，“内圣”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体化的目标定位，而是借助“学”的过程，将自我融入到社会文化传统之中，真正确立“求道”、“成圣”这样的共享愿景；只有形成了这种共享愿景，才有可能由内而外地影响他人，这便是所谓的“外王”。这里的“王”绝不是要成为“帝王”的意思，而强调的是一种由内而外影响他人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儒家所信奉的领导力模式，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或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自己的最大特点是“好学”，也就是要接续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将自我融入到传统之中，以形成内在影响力的源泉——愿景；王阳明在十二岁时所确立的“成圣”目标，也是针对“学习”而言的，他的学习不是单纯为了科举、做官，而是要确立更远大、更具有超越性的愿景，那也是融入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儒家“道统”之中的。

领导力不能没有愿景这个源泉，而要愿景能源远流长，就必须融入到社会文化传统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传统是开放、多元的；要使愿景真正融入到这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离开了经典阅读，别无他途。这也许正是那些致力于培养领袖人才的世界名校，无一例外地注重经典阅读和研修的主旨所在。

作者：张钢，浙江大学紫领计划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