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虽然文学才华出众，但仕途坎坷，究其因，除了出身寒素外，笔者以为，左思
另两大个体特征———“貌寝”与“口讷”，也应是造成其失意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两大个体特征与整个魏晋的
文化风尚形成了强烈的冲突———魏晋是一个崇尚风姿与清谈的时代，因此，左思确乎有些生不逢时了。
“貌寝”，即相貌丑陋；“口讷”意为拙于言辞。有关左思“貌寝”与“口讷”的记载有：
南朝宋的傅亮的《续文章志》：“思貌丑顇，不持仪饰”；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①（容止7）：“左太冲绝丑”；
又见于唐修《晋书》：“（左思）貌寝口讷，而辞采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从南朝文人的记载直至
唐朝官修的史书，对左思的丑陋与口讷皆言之凿凿。有意思的是，左芬为左思的胞妹，在形象上与左思颇为
相似，《晋书·左贵嫔传》云：“芬少好学，善缀文……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左
芬的相貌丑陋、体质羸弱，但才华出众，兄妹特点如此接近，可能有遗传原因。左思“貌寝”与“口讷”被南朝文
人与唐修《晋书》屡次提及，并郑重放进个人传记之中，必有深意在焉。
如果从我们从魏晋特定的文化背景去考察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发现这两个特征确实对左思的生活
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崇尚风姿的时代与相貌丑陋的左思
魏晋是一个文人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此时，人的才智、外表、风度等，都成了审美的对象，这是先秦以
来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解放。
对人物的审美，肇始于先秦。儒家大师孔子以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标准考
察他的弟子，可见，德才兼备是孔子人物审美的标准。至于道家，则推崇无为逍遥的人格特征，因此，“肌肤若
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餐露的神人成了庄子白日梦的对象（《庄子·逍遥游》）。两汉实行“察举”
与“征辟”制度，对人物的考察，主要考量被品人物是否经明行修，试看《后汉书》中的某些著名人物，如“五经
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戴凭传》），“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冯
衍子豹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后汉书·党锢列传》）……其中的人物，或因博通儒家经典，或因践行儒家经训而赢得了历史的芳名。
但是，征辟制度本身的缺陷与外戚宦官的相继专权，使得西汉以来的人物品鉴失去了实际的社会功用，
当时的民谣深刻地揭示了察举制带来的名不符实的弊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党锢之祸，军
阀混战，士人或被杀，或流离失所，两汉以德行为先的考察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曹操为倡导
者的“唯才是举”政策，后曹魏政治家刘邵在《人物志》从理论上给予阐释与完善。刘邵提出了“九征”之法，即
从人的神、精、励、骨、气、色、仪、容、言九个方面去探究人的精神、智慧、情感与容貌，刘邵之论人，筑基于对
人物“才”“性”的辨析。精神与形貌并重、道德与智慧兼顾，是刘邵论人之特点，这种理论带来了魏晋人物品
评的新风尚。
魏晋的人物品评所推崇的首先是人的精神美，《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有关精神品藻的词语与概念，诸
如神色、神情、神姿、神明、神怀、风神、风韵等辞。魏晋的人物在关注人物精神美的同时，也注重人物的外表
美，要求神与形的完美结合———在现实的审美中，人们也很难把人物的精神美与外表美绝然分开。因此，在
魏晋的人物品鉴中，外貌也成了品鉴的对象，从而使外貌也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试看魏晋的“风流宝鉴”
———《世说新语》中的有关条目：
周仆射雍容
· 好
· 仪
· 形
。(《言语》40)
何平叔
· 美
· 姿
· 仪
。(《容止》2)
潘岳妙
· 有
· 姿
· 容
，好神情。(《容止》7)
王夷甫
· 容
· 貌
· 整
· 丽
。(《容止》8)
潘安仁、夏侯湛并
· 有
· 美
· 容
。(《容止》9)
裴令公
· 有
· 俊
· 容
· 姿
。(《容止》10)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
· 有
· 风
· 姿
。(《容止》14)
王敬豫
· 有
· 美
· 形
。(《容止》25)
……
魏时的荀粲有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女人的容貌甚
至可以凌驾于品德之上，这简直是对传统礼法的公然挑战。同样，欣赏男人的容貌，也成了当时的一道流行
色。
在魏晋，评价美男子甚至还有具体的标准，一是以身材高挑为美：
嵇康身长
· 七
· 尺
· 八
· 寸
，风姿特秀。(《世说新语·容止》5)
庾太尉
· 风
· 仪
· 伟
· 长
。(《世说新语·雅量》17)
士衡长
· 七
· 尺
· 余
。(《世说新语·赏誉》39)
（王湛）少有识度。身长
· 七
· 尺
· 八
· 寸
，龙颡大鼻，少言语。（《晋书·王湛传》）
二是以形体瘦削为美：
王丞相见卫洗马（玠），曰：“居然有
· 羸
形，虽复终日调畅，若
· 不
· 堪
·
罗
· 绮
。”(《世说新语·容止》16)
卫玠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由于他形体瘦弱，如弱柳依风，因此楚楚动人，就这么一个林黛玉般的人物，
后来竟传被活活看杀（晋书·卫玠传》）。
三是以皮肤白皙为美：
何平叔美姿仪，面
· 至
· 白
。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
· 皎
· 然
。(《世说新语·容止》2)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当时的士人熟读《庄子·逍遥游》，冰清玉洁的“藐射姑”山神
女，成了心仪的对象，以肤白为美，非为当时贵族萎靡精神之反映，实寄托了他们希冀蝉蜕于龌龊世界的愿
望。
在举世崇尚男性美的时代，有些男子便刻意打扮自己，《世说新语·容止》2 刘孝标注引《魏略》云：“（何）
晏性自喜，
· 动
· 静
· 粉
· 帛
·
不
· 去
· 手
，行步顾影。”《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
· 傅
· 粉
，遂科头，拍袒胡舞。”傅粉原是女子所为，但魏晋男人雅好打扮，乐此不疲，这也是魏晋士
人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正因为美貌在魏晋被看成一种特殊的财富，于是，拥有此项资本者，便沾沾自喜———“潘安仁、夏侯湛，
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语之‘联璧’”（《世说新语·容止》9），说的是西晋的两位美男子潘安、夏侯湛仪容俊
丽，喜欢有意一起到外遨游，以博声誉。最后他们得到了“联璧”的美称。而曹操自以为形貌欠佳，怕影响个人
声誉，便指派相貌堂堂的崔琰代之，这就是著名的“捉刀”故事（《世说新语·容止》1），此事说明，在讲究仪表
的魏晋时代，相貌丑陋者可能会有心理上的压力。
《世说新语》的一则趣闻，记载了两位著名文人———潘岳与左思，由于两人相貌美丑悬殊而产生了戏剧
性的结果：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
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7）
首先我们应注意的是美男子潘岳，据刘孝标注引《（潘）岳别传》曰：“（潘）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说潘
岳容貌甚为出众，气质也很优雅。这个可人儿年少时挟弹出游，洛阳的妇女手拉手围住看他，造成了类似今
天的追星场面。又据裴启《语林》：“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连上了年纪的老婆婆也以甜
果送给潘岳，可见在魏晋，激赏美貌是不分老幼的。《语林》在赞美潘岳的同时，不忘以调侃的笔法写了张载
的“落魄”———“张梦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两个“满车”一对比，意趣横生。左思学习潘岳
遨游，地点在洛阳，时间当在其妹入宫（272 年）举家迁洛后，并且很可能在写完著名的《三都赋》后（因为此时
左思已有“洛阳纸贵”的声誉，刚到洛阳的左思还是无名之卒，是断然不敢到洛阳的大街上去张扬的）。年轻
的左思原本想好事成双，先前“洛阳纸贵”已经让他声名鹊起，他还想来一次遨游，让人们再见识一下才子的
真实风采，哪知道，遭到了一群妇女的乱唾后，他只好选择“委顿而返”，否则，将被妇女们的口水淹死！
上面对左思的记载可能带有夸张色彩，然而从当时以风度相尚的社会思潮来看，这个记载无疑具有历
史的真实性，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不难揣测，丑陋的相貌在现实中肯定会给左思带来心理上的挫败感。
二、推崇口才的时代与左思的“口讷”
魏晋时，很显著的一个文化现象是风行“清谈”。“清谈”，顾名思义，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论辩
（语言）的方式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东汉末年，大一统的社会日渐解体，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的经学思想日趋繁琐、迷信，新兴的士族阶层
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表达政治思想、人生态度，以老庄为核心兼容儒学思想的玄学便应运而生。玄学也是生
活在乱世中知识分子安慰内心苦闷的一味良药。
魏晋玄学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本。《老子》、《庄子》倡导自然无为的思想，这种哲学思
想深深引发了士人逍遥放达的行为；《周易》“立象以尽意”的优点，又给玄学家以方法论上的借鉴。魏晋士人
再不愿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毕一生之力去做一条可怜的书蠹虫，他们最需要的是智慧与热情，坐而论道，
挥麈清谈。
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倡导的清谈开始风靡士林，以洛阳为中心，在宫廷聚集了一大批清谈名士，如
何晏、王弼、夏侯玄、李丰、裴徽等。与宫廷相应，民间也出现了谈玄团体，如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
贤”。西晋时期，谈玄的风气更加炽烈，此时的玄学家大多“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世说新语·文学》70），
王衍、乐广成为一时之谈宗，卫玠、阮修也忝列清谈之翘楚。晋室南渡后，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士人宅心事外，
不婴物务，清谈更加风行，鲁迅先生云：“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里可以看到。”②其中
王濛、刘惔最为有名。
因研究玄学而成为名士，而名士必擅清谈，这是当时的一条规律。清谈时名士云集，畅所欲言，于清谈场
所也可见出风流之美：
阮忠勇：从魏晋文化审视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兼论《咏史》中左思的心态29一是仪表风度之美：
王夷甫(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7）
麈尾是谈玄时的辅助工具，一般以白玉或犀牛角为柄。谈论者谈玄时随意挥运，以助谈风。此则故事中
的王衍，形貌昳丽，且有玄谈高妙，于是清谈文化沙龙中的人们，一边聆听他的高论，一边欣赏他的风度，得
到了审美的满足。
二是论辩口才之美：
清谈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是主客问答———主方提出论题或者论点，称为“通”；客方按照对方的问题进
行诘辩，称为“难”。其次是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答辩。另外还有临时定题、四座皆通；或两人论辩，一人
评判；或独自讲论等。虽然清谈的方式各异，但它们同样要顾及语言表达的美感。
一是论辩叙致之美。魏晋名士谈玄，他们或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世说新语·赏誉》32），或“吐佳言
如屑”（《世说新语·赏誉》53）。譬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9 则，载了裴遐谈玄“理致甚微，四座咨嗟称快”的逸
事，本则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云：“（裴）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
不知，无不叹服。”而解《庄子·逍遥游》的支道林，谈玄能“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世说新语·文学》
36），听支道林谈玄，让听众感到优雅的语言如山花烂熳，其感染力可谓深矣！
二是言辞声调之美。清谈如同演讲，十分讲究语言的抑扬顿挫，所谓的“韶音令辞”与“泠然若琴瑟”，都
形容了清谈语言的音乐美，余嘉锡先生云：“晋宋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徐疾，皆自有一种风韵。”③
从上面的文字看来，清谈是风行于魏晋文人之间高雅的精神活动。清谈重风神、讲口才，体现了名士们
的风雅逸致。但是，貌丑的左思，似乎没有资格进入名士的行列，因为清谈名士往往具有出众的外表，如何
晏、卫玠、嵇康、王濛都如此；更重要的是，清谈需要论辩者有优异的口才，而左思虽然文才如海，但天生“口
讷”，性格内向，因此，拙于言辞的左思是很难进入清谈场所的（我们也没有发现过左思有从事过清谈的蛛丝
马迹）。于是，我们推论，在崇尚清谈的时代，“口讷”已成为左思挤入上流社会的一块绊脚石。
三、《咏史》中的真实心态：自傲背后的自卑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风格雄迈，格调悲凉。其间，诗人的形象特征大致有二：
首先是自鸣不凡。在《咏史》中，作者对自己是颇为自许的，他好夸耀才华。《咏史》第一首就以口号式的
文字罗列了诸多才能。“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说自己年少时候就开始与笔墨打交道，博览群书的他具
有优秀的独立判断能力；“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一句，也毫不掩饰矜持之情———《过秦论》是西汉天
才少年贾谊所作，文章高瞻远瞩、文采飞扬，左思自比贾谊，是为了展示本人盖世的政治才能；《子虚赋》则为
西汉出色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所写，左思以《子虚赋》为作文准的，旨在夸耀自己非凡的文学才华；面对当时
边境未宁的现状，左思又宣称自己“畴昔览穰苴”，饱读兵法，懂得行军打仗之道，于是在国家需要他时，他可
以义无反顾、投笔从戎，“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一顾一盼，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寰宇太平！其他自夸
的材料在《咏史》中比比皆是，不再一一罗列。君不见左思所景仰、同情的人物，往往是历史上的名人，有奇伟
的冯唐；有高洁的段干木、鲁仲连；有寂寞的扬雄；有勇敢的荆轲；有曾落魄的朱买臣和陈平……左思反复吟
咏这些英俊之士，引他们以为同调。可见，不愿与庸人为伍，这是左思给自己定下的人生标杆。
左思的高逸不群还表现在对功名、富贵、权势的鄙弃上。《咏史》（其一）中作者就高唱了“功成不受爵，长
揖归田庐”之歌，建功立业不过是证明诗人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当功成名就后，他可以毅然选择飘然归去，
在物欲横流的西晋，这颇有些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味道。在《咏史》（其三）中，左思赞扬了段干木、鲁仲连两位
前贤，前者以隐士的名头使秦军退却，后者在排难解纷之后，坚辞封赏。此二人皆视功名富贵似浮云，体现了
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也是左思梦寐以求的）。另外，左思向来对权贵采取蔑视的态度，如《咏史》（其二）
以涧底之劲松来比寒士，以山上之矮苗来喻贵胄，对豪门的痛恨跃然纸上。《咏史》（其五），诗人以轻蔑的眼
光俯视了“峨峨高门”、“蔼蔼王侯”后，挥一挥手，没有一丝留恋，断然与肮脏的京城诀别，迈开大步寻觅前代隐士的“芳踪”去了（“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两句，则写诗人站在高山之巅抖衣，在长河
边洗脚。振衣于千仞之高冈，诗人形象是多么高大！濯足于滔滔长河边，诗人形象又是何等的飘逸！
其次是抑郁不平。左思对自己的不遇常常耿耿于怀，他激烈批判不公的门阀制度阻碍了寒士的仕进之
路，因此他多次列举诸多历史人物的不遇史实来抚慰受伤的内心，譬如在《咏史》（其四）中，诗人把王侯贵戚
的奢华腐朽的生活与扬雄的幽独高雅的生活相对照，认为留芳后世的恰恰是扬雄这样的落魄之士，这无疑
是借别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赞扬出身低贱的荆轲，同样寄托了自己对壮志难酬、仕途蹭蹬的愤懑；
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未做官前的穷困潦倒生活的叙述，也是借以抒发自己被遗弃的愤慨。
据上所述，《咏史》试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文人如何被社会所压制、
所抛弃，而这个文人对社会又是如何不屈、甚至反戈一击。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又有多少？
首先，我们看门阀制度对左思的伤害程度。左思在《咏史》中以愤怒的态度抨击门阀制度的罪恶，他把不
得志的遭遇归咎于“地势”（出身）之使然。客观地说，门阀制度在西晋确实影响了不少文人的前途，这是事
实。但在当时，出身寒素之士平步青云者也不在少数，有名的如张华、山涛、郑冲、石苞等，皆属此类。如张华，
《晋书》本传说他少年孤贫，放羊为生，但后来他却位极人臣，从太常博士一直做到司空。因此，我们不能说出
身寒素就注定要仕途偃蹇，相反，出生高门者，也不一定能官运亨通，清河崔氏、颍川陈氏，在西晋都为望族，
譬如与左思同预“二十四友”的崔基、陈眕一生只是下层小官；出身高门的，有时甚至在政治倾轧中作了牺牲
品，如“世为冠族”的桓氏，名门何氏等，都成了司马氏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出身而论士人将来之
遭际。
公 正地看，左思虽非士族出身，但他的胞妹左芬为晋武帝贵人，他也算得上是皇亲国戚了；另外，左思的
父亲官至治书侍御史，虽然品位较低，但在朝廷可以伺候于皇帝左右，所以说左思的家庭不能说是绝对清
寒；况且，左思在入洛之后，加入了权臣贾谧的“二十四友”之列，《晋书·贾谧传》在列举了二十四人的姓名
后，云：“其余不得预也”，从这条材料，我们可以推知，要进入这个圈子绝对需要需要一定的政治背景，左思
的家庭与皇族如无特殊关系，是断然不能忝列其中的。
其次，左思所标榜的清高与纯洁也可能只是本人的一面之辞，他无法免俗，他也有强烈的功名欲念。左
思入洛后完成《三都赋》，先拜见张华，希冀推举；后又进谒著名文人皇甫谧以高身价。在人物品藻盛行的魏
晋时代，能想到以名士题目这样的捷径出名，说明左思并非不懂人情世故。他后来参与贾谧集团，成为浮华
贵游集团中的一员，渴求利禄之态也清晰可见；况又为贾谧讲解《汉书》，更是用其所长（《晋书》本传云其“家
始儒学”）以邀宠。由此看来，左思也不是他自己所夸耀的一介高士，因为，他非常懂得如何邀至名誉、如何接
近权贵之道，这种作风与《咏史》中的清高形象恰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那么，在《咏史》中，左思为何要反复申述自己的才能与清高？我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自卑情
结。据《晋书·左思传》载，左思“少学钟、胡及鼓琴，并不成”，学当时流行的书法与琴道，左思都没有入门，于
是，他的父亲非常失望地对别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竟然连父亲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年少的左思在
心灵上就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况由于相貌奇丑，他肯定会遭到别人的揶揄与取笑，“口讷”，说明他性格
内向，这种孤僻性格的养成与他人的打击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年后，他也是别人讥笑的对象。不仅洛阳群妪
“乱唾之”，他的乡人（齐地人）也“不重之”，就连亡国入洛的陆机也在《与弟云书》中蔑称其为“伧父”，认为他
是个粗野之人。左思显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缺陷，因为这无疑类似于揭开疮疤以示人，因此，我们就不难理
解，在《咏史》中作者竟然无一字提及自己“貌丑”与“口讷”的客观事实。而这两点，恰是左思不遇的重要原
因。因为“貌丑”会遭人取笑，他便得不到世人的接纳；“口讷”，也很难让他融入到挥麈清谈的上流文人群体
之中，就算进入了，也很难找到与他人的对接的方法。试看，左思虽然参与了“二十四友”集团，但无论在他本
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别人的诗文中，竟无一首相互酬对唱和之作，这种现象在历来的文人中是稀见的。“貌
丑”与“口讷”带给左思极大的挫败感、自卑感。但是越是自卑的人，却越是自尊，这便形成一个心理怪圈。《咏
史》中，左思在有意回避自己的缺陷，刻意粉饰自己的优点（其实有些优点原本就是美丽的肥皂泡，左思自云
是一通才、奇才，但《晋书》定评其“无吏才”），以期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这正好说明左思本来就有心理问题。他把自己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社会原因，这肯定不合实际。
再说，左思官位始终低微，还有客观的历史原因。据徐公持先生考证④，晋武帝太康后期，朝政大权被一
批老臣所掌控，他们是裴秀、裴楷、和峤、卫瓘、山涛、王戎等，连左思刻意接近的贾谧还未有实权，左思当然
没有做高官的机会。元康年间，贾谧上台，因为他是“后党”，旋又遭司马氏宗室的敌视，于是左思的前途复归
于黑暗。
中国文人中总有一些人喜欢夸夸其谈、言不由衷，左思也可为其一。不过，“貌丑”、“口讷”但文采飞扬的
左思，竟成了时代的一个牺牲品，却也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