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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度学术假，5月份参加了皇家学会的一次年度聚餐。与会的二十余人都是英国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界著名的资深科学家，我以客人的身份被邀请与会。聚餐是非正式的，吃饭前每个与会者要发表一篇简短“有趣”的发言，要么恶搞共事多年的同事，要么自嘲，要么对英国政府在科学上投资不力，导致剑桥的霍金教授被加拿大挖走，表示“极大的愤慨”。轮到我的时候，我火上浇油，说：“嘿嘿，诸位，别生气啊。我百忙中来此，用意是把你们全挖到加拿大去。”语后全场哗然，俨然要将我“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科学家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一群，知道怎样在庄严的表象中找乐子。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与会者中最年长的教授之一，已经退休了。他的发言把科学家的幽默感和事业心表达的最淋漓尽致。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律师、一个汽车推销员、和一个科学家，在酒吧里谈论他们将如何度过下个周末。律师说：“我会告诉情人：公司有事。这样我就可以带老婆孩子去游乐场玩上一天。”推销员说：“我会告诉老婆：公司有事。这样我就可以和情人在海边玩上一天。”科学家说：“我会告诉老婆我和情人在一起，告诉情人我和老婆在一起，这样我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好好干上一天。”说完之后，哄堂大笑，因为周末在实验室干上一天是太普遍的事情了，而且大家欺骗老婆情人的说法，有时真可以荒诞到以上程度。

在西方，科学家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在2006年的一项民意测验中，把科学家列为最受尊重职业的第四位。英国的一项类似调查，把科学家排在第五位。中国有关统计数字，我一时没有找到，不能妄断。从“望子成龙”的父母期望看，如果孩子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就绝不会鼓励孩子去玩鲁迅式的“匕首、投枪”。

这是科学家阳光的一面，但背日面的阴影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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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过一幅素描，画中是一条“老虎鱼”。我那时在学用画圈的方式来打阴影，而那鱼的表情和处境，也确实表现了我物理生涯的阴影时代，九十年代初期。后来我用英文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中国鲸鱼》，多少和这鱼有关。我常喜欢考人，问：“这鱼已陷困境，前面石壁挡路，后面大鱼穷追，它应该如何逃生？”能找到答案的人很少。

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是人们容易被已有事物的表象迷惑，形成心理定势。因为画是二维的，所以大家在平面空间找答案。人们忽略掉的一点是，既然我能看到鱼，那么它和我之间的道是通的，所以逃生的答案是左转九十度。就这样，在我事业暂时碰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九十度的转折，用了大量时间研究西方文学和从事英文创作。就因为这么一段“开心的逃避”，让我绕行到了事业的坦途。所以，我提倡人生不必走直线。其实，世界有多少人能由A到B，没有挫折地走最短路径呢？如果真是这样，成功太容易，那么一个人回顾往事时，会不会觉得自己在“拈轻怕重”，没有真正挑战自己的极限呢？

今天，作为在向日面树叶上晒太阳的一个甲壳虫，我还是常记起背日面的阴影，和那里许多掉落下来, 在地上蜷缩，却比我更好的同类。我常想起一个叫CUSPEA的圈子。CUSPEA是李政道先生在79年，为了帮助中国物理学研究迅速进入国际先进水平，向中国科学院建议，在全国范围举行中美物理研究生联合招生考试，总共举办了11届，出国人员总数915人。在八十年代初，GRE、TOEFL等考试尚未在中国开展，而且在由美国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出题、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级考试中脱颖而出，无疑相当于发了“D/LC”的钻石证书，是非常不易和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物理学研究仍然和国际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九百余名CUSPEA学子，还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不足一百，其余被迫或自愿转行。在物理领域继续耕耘的，有不少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平心而论，没人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也就是说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具有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格。流传更广的，往往是CUSPEA的诸多悲剧故事。比如，和我81年同年考上CUSPEA，全国第二名的干政，时年16岁，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结果没几年被迫回国，据媒体报道至今没有工作，和母亲相依为命。80年考试的全国第四冯奚乔，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年轻的正教授，但为爱情纠葛95年在巴黎跳埃菲尔塔自杀。91年时，更发生了CUSPEA学生自相残杀事件，85年出国的卢刚在美国枪杀了86年的师弟单林华，及导师教授多名，一时在美国大学形成恐华潮。被卢刚残杀的导师是我熟识的一名德国裔科学家。虽然也有张朝阳这样在科学外成功的喜剧，总的来说，CUSPEA是个失败的人才工程。

于是我想起了那条“老虎鱼”和表征心理定势。那鱼的表情是很忧郁的，但我们只看到了一面。它另一面的表情是什么呢？

世界很少表现出它的全貌，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科学家。但和任何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世界只需要有限的科学家。那天在泰晤士河边聚会上出来时，我想到的是我的CUSPEA，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像那条“老虎鱼”，不得不绕道而行，但再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