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

（二）

国家刚走出经济困难时期的崎岖羊肠小道，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天，又来了十年动乱时期。

这是一个可悲的年代、可叹的年代、可怕的年代；这是一个人妖不分、是非顛倒的年代。野蛮、愚昧在高歌，真理、文明在哭泣。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蹂躏、摧残下，法制遭践踏，打、砸、抢横行，社会动乱，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民怨沸腾。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多少人因此而失去了青春、希望和前途！多少人因此而遭受屈辱、迫害甚至丧失了生命！若干年过后忆当年情景，还觉胆颤心惊！

1966动乱狂凤刮来那年，姐姐是8岁，哥哥6岁，我是4岁。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16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目的是防修、反修，老百姓当然拥护，青年人对此尤其狂热。可是风一刮来，便嗅到一点异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爸爸的单位一次集会中有人对全体教师威胁说：“三分钟内便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可以随意揪斗、侮辱教师……

这一切都使爸爸感到迷惘、精神压抑。

两个月之后，我家被抄家了。暴徒们借口搜查枪支便对我家突然袭击。翻箱倒箧的结果，当然查不出枪，却把我家所有珍藏的相簿都拿走，据说照片中的人有些是老作家、老干部，有些人是穿西装的，这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些劳动用的镰刀和锯子也被拿走，据说这些是凶器！爸爸的一批苏联教育理论的书籍，包括《加里宁论教育》，也被拿去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妈妈十几年精心编写的满满一箱教案、阅读卡片和教育教学论文，暴徒们看都没看，便付之一炬！爸爸妈妈相顾默然、一片迷惘，内心刺骨地痛！

不到半年，红卫兵分成两派，起初是笔战；用高音喇叭对骂；后来发展到刀战、枪战。各踞地盘，占领据点，文斗变为武斗，斗争手段之残酷，使人惊骇，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氛围中，人们像战争时期一样纷纷逃难。没有办法，为了躲避这场灾禍，我们一家无可奈何离开南宁，到广州亲戚家避难。

更坏的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1968年9月爸爸被赶进牛棚，到农场劳动，这一去便是五年！

妈妈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区直机关搞斗、批、改，后来又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县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样我们便像离开老鹰的小鹰，失去娘的小鸡，要靠自已生活了！

妈妈在离开我们前夕，满脸忧虑地对我们说；“现在爸爸不在家，妈妈又要下乡宣传，你们的生活就得靠自己了。姐姐要带好头，弟弟、妹妹要听姐姐的话，大家团结协作，搞好生活，注意身体，不让爸、妈挂心……”

我们默默地向妈妈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十年动乱时期，有多少青少年因为失去父母管教，家庭破碎而走上沉沦的道路！

我们紧记着妈妈的话，年仅十岁的姐姐便当起小家长，带领我们去离家两条街的食堂打饭吃，洗澡提水一个人不够力气便三个人一起抬，晚上则自己关门睡觉。

平时，姐姐这个红小兵还带领我们跟着那些红卫兵哥哥姐姐去宣传，吹奏口琴，表演歌舞。后来学校恢复上课，我和哥哥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除了上课还要排练节目，到外面演出，表演舞蹈、歌唱和样版戏，宣传队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盛名于市。这样，一天到晚便没有空闲时间，连午睡都在小学老师的家，生活过得紧张、充实。

1970年7月底，妈妈完成了宣传队的工作，下放南宁市，分配到学校工作。

1973年爸爸也恢复了工作，历史宣告他无罪。

爸爸在牛棚这几年，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尽折磨。在精神上他要忍受人们投来的鄙视的眼光，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在肉体上，泥工、瓦工、砌墙、铺路、养猪、掏糞、放牛、拉车、播种、插秧、耘田、收割……什么工他都做过，不管严冬酷暑，狂风暴雨，都操劳不息。这时高度近视的他已年过半百，可是他永远都那么乐观，在精神上有巨大的抵抗力。在山水之间，原野之上，时常回荡着他宏亮的歌声、读书声；在劳作之余或放牧之际，他便坐下来看书学习，复习外语。几年中，他反复读完了《毛泽东选集》１—４卷和其他书籍，尽管林彪“四人帮”之流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但他不相信这一套。在他身上永远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

说明：此文是我父亲的遗作，从妹妹的角度着笔。

        写于1995年9月